金山网讯 12月29日，两对夫妇在两位志愿者和一位医学院实验师的陪伴下，郑重地在捐献遗体登记表上签下了姓名，镇江也有了第306位遗体捐献志愿者。对填写这样一份很多人至今难以接受的表格，他们说： “为医学献身是为后人造福”记者　崔骏

在《镇江市公民生前志愿捐献自身遗体申请登记表》上贴上照片、填好资料、签下姓名后，陈国瑛、侍秀兰老夫妻俩，神情淡然。

这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还有陪这对老夫妻同往的资深志愿者李畅春、徐金铃，江苏大学医学院解剖学系实验师周志强。其间，还出现过12月29日也来填写捐献遗体登记表的另一对夫妇的身影。

这是镇江市殡葬改革以来，第一次有两对夫妻同一天来到市红十字会进行捐献遗体登记，也是为数不多的捐献志愿者与接受方代表围绕捐献遗体的感触、困惑深入交流的一次机会。

身处不同的人生轨迹和不同的社会境遇，他们被“捐献遗体”牵连到一起，因为他们为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共识而行动：“为医学献身是为后人造福”。但他们各自所面对的现实，却并不那么从容。

捐遗夫妇：做女儿女婿的工作五次

“第一次和女儿提起我们夫妻俩想捐献遗体的事，是女儿来家里吃饭。女儿当时很激动，外孙女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侍秀兰回忆那次家庭聚餐，轻揉眼角，“女儿当时说‘怎么能这样做？不要这样做！这不是说我们不孝么’。然后，女儿没再动筷子，很快就回去了。第二次也是这样。”

自此，时年69岁的侍秀兰和77岁陈国瑛，便向女儿女婿展开了四五轮“情”与“理”的劝说工作。

“第三次，我主动去了女儿家。”虽然能理解孩子的心情和顾虑，但侍秀兰不愿意就此打住，“我当时对她说：我知道你们孝顺，但在捐献遗体的事上，尊重父母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孝道。我和你爸爸是自己想这么做的，不是你们逼的，我会和亲戚朋友说清楚……”

直到这次长谈后，女儿从情感上更能接受些了，但她依旧表示“要回去和丈夫商量，好好考虑考虑”。

不同于爱人，陈国瑛每次谈及这个话题，都反复强调着道理：“我对孩子说：你们和父母一样，都是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我们曾明确百年后把骨灰撒向大海，如今既然有遗体捐献这样更节约资源的方式，还能为医学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健康作出贡献，为什么不做呢？”

持续不断的说服，在第四次谈及这个话题时有了女儿女婿观点上的“转机”——女儿对父母说：“仔细想想，你们说得有道理。但还是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吧。”这次，女儿也没有像之前一样转身离开。

第五次，陈国瑛和侍秀兰打电话把女儿叫到跟前，拿出了更加具体的行动：“这是表格，我们已经准备填了，希望孝顺的你们尊重我们。”

在情感和理性上都已接受父母观点的女儿女婿，最终发自内心地站到了父母身边，母亲的话让女儿再度动容：“我们这是为世世代代考虑。谢谢你们尊重我们的想法。”

志愿者：老伴离世时的执著和冲突

影响陈国瑛和侍秀兰的，是他们共同的同事、朋友李畅春。

65岁的李畅春，2010年与爱人一同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三年前，他的爱人因病去世。那时，他的执著与现实产生了不小冲突。

“2011年7月5日，也就是老伴去世第二天，女儿签字同意捐献母亲遗体，亲戚指责她不孝，没能让老人入土为安。”李畅春提起三年前的那次冲突，摇了摇头，“女儿当时哭着对我说，是不是做错了。我告诉她，我们没有做错，捐献遗体是父母的意愿，也是父母的承诺。我们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当天，多年从教的李畅春还用改过的诗句鼓励自己和女儿，也告慰亡妻：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若为承诺故，二者皆可抛。

“我们老家在农村，其实家里是有早已选定的墓地的。也是因为这个，亲戚很不理解我们捐献遗体的行为。数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农村表现得更加明显。”但长在红旗下的党员李畅春，始终认为应该为祖国贡献一切，“这个一切，我理解就应该包括我的青春和生命。像这样移风易俗的好事，为什么不能得到更多的宽容对待呢？如果解剖我的遗体能培养一批优秀的医生，我们后代的健康不是更有保障吗？”虽然当初“牵着老伴的手健康地走出养老院”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希望“能在未来的日子实现”。

虽然这次冲突没有对李畅春的执著信念有丝毫干扰，但那个过程，还是让他有些想法：“在转运遗体的问题上，因为接受单位没有殡仪车，所以耽搁了时间，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抓紧解决，可以让遗体得到更专业的保存，有利于医学教学。”

如今，已身兼遗体捐献志愿者和遗体捐献志愿服务队成员两重身份的李畅春，已经对镇江的遗体捐献历史有了更多掌握：“包括我爱人、我舅舅，镇江成功捐献遗体的总人数已经有41例了。”

实验师：24年亲历41例捐献全程

比李畅春更清楚镇江遗体捐献历史的，是从1990年开始，亲历41例遗体捐献全程的实验师周志强。

“在这两对夫妻登记前，镇江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是302人。41例成功捐献中，今年有8例。但相比南京、淮安、盐城等市，我们是起步早、发展慢。”刚从南京参加过一个遗体捐献工作会议的周志强，给出了一组数据：上海已登记近1.6万人，实现捐献3000多人；南京登记6000人，实现捐献1000多人。

“在我学医时，平均5名医学生可以面对一具遗体标本，现在，30多名学生排队才能有机会在一具标本上操作一次。我们常说，解剖学是现代医学最基础的课程，如果这个基础都打不牢，等我们生病了，又能期待怎样的医生来治愈呢？”在周志强看来，传统观念的羁绊也说明社会舆论没能正确对待遗体捐献这项事业。

上至耄耋，下至而立，周志强面对过41具遗体，同时也要面对很多。

“只要有儿女亲人，无一例外会提出对社会舆论走向的担忧。可以理解，但也很无奈。”处在多重社会角色交集中的周志强会自豪地提到江大曾经捐献遗体的老校长荆先生和邵仲义，也会神色黯淡地提到一个正在发生却迟迟未能兑现的承诺。

“扬中有一位顾先生，6年前捐献遗体。子女当时就问我，是否能替捐献者家属设立一个寄托哀思的场所。我当时说5年。去年，5年的承诺到了，这个场所依旧没有。说实话，面对这些为造福后人无私捐献遗体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我无言以对。”周志强说。

期望一座城用行动表明“态度”

周志强的话，随即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

“我的子女也问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场所，哪怕是一个碑、一张照片、一个名字，也是好的。”陈国瑛说。

“我在最近几年的宣传中，也听说了周边城市的做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李畅春说。

“其实红会早几年曾经打过一个报告，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了下文。”徐金铃说。

“南京有功德园的‘志友纪念林’，其他城市有专门的塔、碑，一些城市还会举行公祭活动。如果有这样一个场所，不用太大，不仅这些子女有了寄托哀思的去处，对捐献者而言，本身就体现出一座城市的尊重和铭记，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教育，是一种无形的宣传，才能让更多人理解、包容、接纳，甚至成为这个支援团队的一员。”周志强说。

作为在捐献遗体工作中起步很早的镇江，捐献者的期许是多方面的：希望政府能更重视这项工作、希望亲人能更理解他们的行为、希望社会能给捐献者的后人宽容的“正能量”，希望能像周边城市一样，用行动表明一个“态度”。

关于“态度”，镇江遗体捐献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徐金铃特别提到了明年3月的一个可能：“到时候会有一个专门为遗体捐献者开设的悼念网站，算是为当事人家属们提供一个去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