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名录中，有我们父亲的名字”

京江晚报公开征集被掳赴日劳工信息引起热烈反响

已故劳工李富康子女向记者讲述那段尘封往事

　　２００２年，老伴正与李富康交谈，试图唤醒他当劳工的记忆。　　完利平 摄

　　《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关于李富康的记载

　　李富康子女展示相关资料、报道 王莹 摄

        本报记者 邱隆洪 王莹

        连续两天，本报有关被掳赴日劳工的报道，吸引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其中包括已故镇江籍劳工李富康的子女。昨天一大早，看到公开征集劳工信息的报道后，李富康的女儿李鸿玲、儿子李宝林在第一时间与记者取得了联系，并带着李富康的相关资料来到报社。

        在赴日劳工名录中

        看到了父亲名字

        4月7日，本报刊载了记者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整理出的“59名镇江人被掳往日本从事苦力”消息，8日本报刊登报道，公开征集被掳赴日劳工信息，还详细刊出了记者根据《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整理出的59名镇江籍劳工的信息。

        “镇江籍劳工名单中的李富康，是我父亲。我看到这则消息后，马上打电话给我弟弟李宝林，告诉他赶快找份京江晚报看看。”64岁的李鸿玲说，她和家人一直保存着关于父亲的资料，希望有朝一日能为父亲讨回公道。

        60岁的李宝林告诉记者，不但姐姐李鸿玲看到晚报的报道后和他联系，他的一些朋友也打来电话提醒他看报纸，“朋友们都知道我父亲的情况，也很关心我们。”

        镇江小伙落入招工陷阱

        家人痛不欲生

        据李氏姐弟介绍，1944年，19岁的镇江小伙李富康到上海谋生，被人以招工的欺骗手段，落入日军陷阱失去自由。随后，他与200多名中国同胞一起，被送往日本煤矿企业从事非人的劳役。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李富康才在当年11月被送返中国。与家人分离16个月，在日本被欺凌虐待14个月，这段日子饱受折磨，成为伴随李富康终身的痛苦记忆。

        李富康在1993年9月12日写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一封申诉函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落入招工陷阱被送到日本做苦役的经过：“我是在上海南市大境路民国路口看到招工广告，见到的是到台湾做工，以及报名地点。当我去大境路茶水炉楼上探询时，后又来一名青年报名，接待我们的是一吸鸦片鬼，把我们领到一个地点，再有一人把我们带到一个集中的地方，由日军看守，不能进出，方知落入陷阱失去自由……”

        李富康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李鸿玲说：“那时家里生活条件很不好，在盛家巷租住的房子。父亲失踪后，奶奶每天哭，眼睛都哭瞎了，基本看不见。”除了长子李富康，李家还有二儿子李富友、大姐李云华和妹妹李杏华。原本还指望长子能挑起家庭重担，结果李家却遭此劫难，对一家人是个极大的打击。

        李富康在申诉函中写道：“母亲由于长期痛哭而严重地损伤了双眼，长期想长子而发了痴呆症。父亲想我这个儿子，在劳动时，折伤了腰而被解雇。弟妹们到电厂附近拾煤渣谋生。”

        每一位劳工背后，都有一个骨肉分离的家庭。受苦的，绝不仅仅是赴日劳工，更造成了整个家庭的悲剧。

        在日做苦工饱受折磨

        没有名字编号64

        李富康落入日军陷阱后，在1944年8月上旬，和200多名中国同胞一起，被送到了日本室兰市第一华工株式会社，强制押解到工地从事苦役：挖煤挑煤。在这里，李富康饱受折磨，连名字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编号：64。

        从李富康的申诉函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他当时承受的苦难——

        “我们经常遭到日本人鞭抽……难以忍受欺凌虐待，接连有人跳海自杀……出工的人，每日约300克米，加海草或豆渣煮在一起吃，有病不能出勤的就每日三餐稀饭，每次一小碗……冬天北海道气温在零下16摄氏度左右，我们全无棉衣，饥饿和寒冷更加难以忍受，不断有劳工死亡……我胃病严重发作，脚后跟及脚趾溃烂，难以行走，数日不能出勤，瘦弱仅皮包骨……工友们说64号已差不多了，也快要死了，我听到后，第二天就咬牙出勤……劳工们的关心和照顾使我逃过了死亡关……”

        虐待、饥饿、寒冷、重病……14个月的苦工，没有一分钱工资，换来的只是饱经摧残的身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交涉，李富康和幸存的劳工们于当年11月中旬被送返中国，12月8日抵达上海，后回到镇江与父母弟妹团聚。

        努力呼吁希望讨回公道

        痛苦经历一生难忘

        回国后的李富康，先后在上海市港务局和上海市八五钢厂工作。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很早就提前退休了。

        李鸿玲介绍，父亲和母亲武桂华1951年结婚，婚后生了4个子女，她是老大，还有二弟李宝林、三妹李霞玲、四弟李松林。

        在日本做劳工的经历，不但让李富康身体受损，精神上也受了很大刺激。在子女的记忆中，李富康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平时基本不谈在日本的事，就算谈起，也只是说一句“吃的苦很大”，把话都闷在心里。不过，李鸿玲记得：“只要电视上出现日本人，他就马上关掉电视，恨之入骨。”

        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李富康生前做了很多努力，他留心收集有关日本对待中国劳工问题的种种剪报，1993年9月他写申诉函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还给东京华侨总会发联系函，请求将他的申诉函转交日本当局，要求“妥善处理中国劳工问题并给予经济补偿”……他一直在呼吁、抗争，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复。

        2002年1月，一份二战期间的在日华工352人名单首次在国内公布，其中有镇江籍31人。本报记者时英在寻找镇江赴日劳工亲友时，采访了李富康。当时，李富康已患了老年痴呆症，记忆基本丧失。然而，当记者问他有没有去过日本时，连亲人都不认识的他，竟开口说出一句“我在日本做苦工一年多！”可以想见，这段痛苦经历，深深烙印在李富康的脑海中，连病魔也不能将之抹灭。

        2003年1月31日，李富康去世，时年77岁。

        每个赴日劳工的家庭

        都应该得到书面道歉

        虽然李富康已经离世，他的子女并没有忘记他的遭遇。

        作为被掳赴日劳工的亲属，李鸿玲和李宝林说，希望能有一个组织为他们呼吁。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公布的《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后，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哪？网址是什么？怎么取得联系？都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李宝林说：“我们只是想为父亲讨个公道，索赔什么的并不放在心里。中国人要有骨气。”简单质朴的话语更让人感动。

        对于本报开展的征集被掳赴日劳工信息活动，李鸿玲认为很有意义，“那么多年，父亲承受着我们想象不了的痛苦，长期失眠，心里始终有一个疙瘩无法解开。我们认为，每个赴日劳工的家庭，都应该得到日本人的书面道歉。晚报开展的征集活动，也是在努力推动着这个目标，希望有一天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