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非辩解”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登山路线？

侯盼：因为这是一条成熟路线。而且去年，我们的朋友带28个人在有向导的情况下走过。对于我考虑不周的地方，我想等事后的事故报告吧。

新京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求救的？

侯盼：我们当时是一个集体决定的求援，因为当时已经被困住了。

新京报：大家都想知道，张宁海出事时的情形。

侯盼：当时张宁海出事时候的细节，我现在不想讲，不想再引起什么误解。我想过些日子，事故报告出来之后，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新京报：知道有警察掉下去，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侯盼：因为开始不知道是谁，我立即让队员报数确认身份。后来知道是一位警察遇难，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我和知道情况的队友一直在雨里沉默，直到天亮。还有一些队友在后面，不知道确切的情况。

新京报：下山之后，你们有一些举动引起了质疑，比如，默哀时候的态度？

侯盼：我们下山，校方和警方都希望我们能快点返回上海。我们要求见到遇难民警的遗体，当时我们在景区的门口等待遗体运送下山，在雨中等了四十分钟，我们的衣服全都是湿的。

在等待的过程中，因为太冷了，有队员把手放在口袋里。但在遗体到达后经过我们的时候，没有人把手放在口袋里。我们当时是在鞠躬，手放在口袋里怎么鞠躬？还有一个女孩对着遗体下跪了。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对媒体的冷漠等同于对烈士的冷漠，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对英雄家属写的道歉信和对英雄单位写的感谢信，都被选择性失明了。

还有，我们在默哀之后确实吃饭了，但是经历了一场事故，大家确实饿了。

新京报：在下山后，你觉得有哪里做得不恰当吗？

侯盼：对医护人员吧。可能我自己觉得身体没问题，检查身体完好后，就感激地笑了笑。根本没来得及意识到一个生命的失去。

新京报：现在各种压力在你们身上，有人说，被救学生不该承受这么大的道德谴责和压力？

侯盼：我们应该去承担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也应该去做一些事情。

新京报：也有很多说法，比如，有人事后在复旦大学bbs上讨论如何做好媒体公关？

侯盼：我们18个人没有人讨论过。(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

新京报：不过，压力最终还是在你们身上。

侯盼：我想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行动，而不是辩解。

“每个队员都要有担当”

新京报：出事回到上海后，你们18个人有没有一起商量过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侯盼：星期二凌晨两点多回到上海之后，开始反思和总结。我想等我和压队总结好了再召集大家，一起回去找张宁海的父母去忏悔，去感恩。周三在写总结，周四就回黄山参加追悼会了，周五我们碰了头。

新京报：你代表18个人写的那封道歉信，形容自己的时候，用了“寡廉鲜耻”、“自私自大”、“膨胀无知”，这些词是你受网上一些言论的裹挟和影响吗？

侯盼：这个信是我起草的，代表的是我们18个人的态度，这些词我觉得没有什么过分的。很多人发短信骂，我知道，网上很多东西我并没有看，我想我们的举动没有受到太多网络言论的影响。

新京报：你被人肉搜索，很多人打电话骂你，你怎么去承受这些？

侯盼：我每个电话都接，因为怕错过家属的电话。

新京报：对那些谩骂，你怎么看？

侯盼：我想各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来骂我的人，初衷是好的，他们没有在现场，听到的是别人描述的情况。经过我们道歉和解释，也有人发短信安慰我，我谢谢他们。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到你们的自大，是指的什么？

侯盼：在路线准备上我们有点自大，没有顾及探险时候的危险。

新京报：整个事情中，你觉得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侯盼：我们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我们不敢去面对一个生命消失的事实。

新京报：现在其他队员的心理状态如何？

侯盼：我和小唐参加完在黄山的追悼会回来，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俩。我们一起做出决定，每个队员都要有担当，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我现在希望的是，队员尤其是在校的学生，能够安安静静度过这个时期。

新京报：整个事情，你觉得最大的教训和启示是什么？

侯盼：最大的教训就是，人没有了。启示就是，以后要再做户外活动，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风险、控制风险。

新京报：对于已经牺牲的张宁海呢？

侯盼：我们18个人决定，要先去筹款。另外，在张宁海的中学，建立一个张宁海奖学金，让英雄的事迹能够教育更多的人。第三，我们会牵头成立“纪念宁海”的组织。

我也希望媒体能够继续关注，监督我们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