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友开

　　80年前的1935年10月10日，被誉为“一群小好汉”（陶行知诗句）的新安旅行团一行15人，从淮安出发，开启了旅行修学的万里征程。该团出发后的第一站，即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会城市——镇江。他们在这里的活动，虽然仅有短暂的4天，但是，历史的天空却永远地激荡着他们在此地留下奔赴全国宣传抗日救亡、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时代风云。

　　申办旅行护照未成，意外获赠了当局长官题词

　　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出发后第一站到镇江来的主要目的，是想争取政府发给他们旅行全国的护照，以便今后到全国宣传抗日救亡、实践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等活动谋取合法的地位。因此，10月11日，当他们到镇江新西门的新安会馆入住后，当天就去拜访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教育厅长周佛海，想通过他再去谒见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

　　可是在省教育厅，出来和他们会面的只是一名省督学。他一方面表示对陶行知先生的敬仰，也“钦佩”“新旅”的行动；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了引导其前去会见省教育厅长。在此情况下，领队的顾问团员汪达之（新安小学校长）只好请这位督学先生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两本书《我们的旅行记》（“新旅”的前身：新安儿童旅行团著）转呈给周佛海和陈果夫。于是，这位省督学先生也不得不表示代为转达致意，至于长官们能不能接见，还要等到明天再来听他的回话。

　　第二天，那位督学对应约前去的“新旅”团员们说，厅长和省主席因公务繁忙不能接见，但经过他的努力，周厅长和陈主席都题了字。说着便拿出两张8k大的宣纸：陈果夫写了“幼学壮行”，周佛海写了“鹏程万里”。再谈到护照，这位督学表示必须到南京去请国民政府解决。

　　镇江的新闻记者采访了“新旅”，在10月12日的省党部机关报《新江苏报》上发表了一条对“新旅”利好的消息：“陈周两氏以该团提倡‘生活教育’，而全体团员均为儿童，能不畏跋涉之苦，作十余省之长途旅行，以社会为学校，实属可嘉……” 

　　如此申办旅行护照未成，但却意外地获赠了当局长官的题词。这事着实给了“新旅”团员们不小的惊喜，也给汪达之以很大的启发。在当天的晚会上汪达之就讲：“他们不愿见我们，送来两张题字也好呀！今后每到一处，就请当局和各界社会名流题字，这些题字既可以为我们团体做宣传，也可以证明我们的行动是得到当局和各界承认的！”于是，“新旅”团员们便装订了一本厚厚的8k大的题词簿，在牛皮纸裱糊的封面上由团员徐志贯用毛笔端正地写着“请赐鸿辞以留纪念”的8个大字。在这本子上题字的第一人便是陈果夫。大家高兴地说：“这不就是江苏省主席给我们开的通行证吗？” 打那以后，这本题字簿便成了“新旅”最好的宣传品和通行证，到了1941年，仅国民党元老、社会名流、救国会领袖等在这本题字簿上留下墨迹的就不下百人。

　　《新江苏报》翻脸问责，“新旅”团员们申辩无果

　　10月12日、13日，《新江苏报》分别发表了《新安旅行团抵镇》、《新安旅行团过镇》这两篇对于“新旅”利好消息后，随即发表了署名“索园”的时评，对“新旅”进行问责，摆起兴师问罪之势。

　　仅时隔3天，10月15日的《新江苏报》就在“时评”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愿商讨新安儿童旅行团所为何事》的评论文章，署名“索园”的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责问“新旅”及其领导人说：

　　“……废弃课堂与书本，挟十二、三岁未成年之儿童，与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甫成年之青年，周行各省，到处招摇，谒某长官请训，乞某长官题词，虚度光阴，扩张放心，浪费金钱。无论所期之路程能至不能至，何取率未定性之儿童为夸言；即能至，以十数毫无学识之儿童，徒劳跋涉外又有何得。所谓淮安新安小学是如何小学？是公立？是私立？是否在苏省省、县教育管制之下，该校经费纵极宽裕，不妨普利淮安地方失学之儿童，多设义教使有所读书，何取作此毫无实际之消耗，且贼此十数儿童耶。所谓该校长者，负有一校之重，其校级数、儿童数若何？舍之十数旅行者外犹有若干，抑仅此十数人。其校即长途，其教即旅行，其考成即在见长官、征题字耶。此十数儿童父母为何如人，信任学校如此之深？以十二、三岁之弱小，任其于风雨问寒之际，携向冰雪冱冻之方，走十数万里，亘四、五个月，绝无依眷不舍弃之色。其事是否近人情……”

　　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机关报刊出这样的一篇“时评”，自然是不同凡响。汪达之立即召集“新旅”团员来商量，其对策是：由“新旅”中年龄大一点的团员杨永鑫出面执笔写一篇答辩的文章，经汪达之亲自修改后，当天夜里急送到了该报社并要求在次日的《新江苏报》上发表。没有料到的是，报社不但没有发表“新旅”的这篇答辩文章，反而将其文稿交由那位“索园”的记者，让他在《新江苏报》的“星期论坛”上对“新旅”的这篇答辩文章进行逐条的大肆批驳。

　　面对如此境状，鉴于再写文章反驳，不但刊出无望，而且再纠缠下去也影响“新旅”行程。汪达之主张尽快到南京去。于是，10月15日“新旅”便乘火车前往南京，离开了镇江。

　　“新旅”在镇时间虽短，却得到了镇江人民的支持

　　“新旅”在镇江活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4天，但受到了镇江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和爱国厂商的慷慨赞助。

　　早在“新旅”到镇时，在镇江开办 “新新豆食公司”的老板黄乐民就亲自到3号码头把团员们都接到“新安同乡会”的会馆里入住，并由该公司免费供应豆食品，以解决“新旅”团员们在镇江期间的吃住问题。镇江中小学教育界和工商界中的许多单位都主动邀请“新旅”团员们去参观访问。镇江“国货公司”的老板在请他们参观之后，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双力士鞋和胶鞋。这在当时就算是很大的赞助了。

　　回顾“新旅”的组成与成行，还得益于当时远在上海的镇江籍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

　　早在筹建“新旅”时，汪达之的设想和努力就曾在由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生活教育社”的同仁中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当时“生活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丁华、王洞若、孙铭勋、戴伯韬等，他们既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密友，又是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主要成员。王洞若还是镇江人，就当过这个“教联”党支部的书记。

　　对于“新旅”的组成与是否能成行，“教联”党支部的多数同志是既赞成又担心。担心的是，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所有公开的抗日救国宣传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新旅”要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抗日救国，政治上不安全，经济上没保障，生存上有困难。

　　王洞若则是全力支持，他认为，采取少年儿童教育团体的名义，对外以实践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主张和宣传孙中山总理的遗教，即“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为宗旨，孩子们目标小，安全问题不大。经济上，出发前可以从上海各爱国厂商那里争取支持，搞一些宣传工具和物资装备。这样，组织“新旅”奔赴全国宣传抗日救国的计划才终于得到了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