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与此同时，郭登翠的女工友们也回到了另一处厂房里，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厂房位于几十米外的邬奕君的家里。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坐在房间的门口，没有噪音，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负责把这些半成品“瓶口”和“瓶底”割掉，让它们有了喇叭的样子；另一些人则是负责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并为它们做好包装，放入纸箱当中。

江夏娟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完了晚饭。她的家就在邬奕君院子的隔壁，为此，她总开玩笑说，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邻居家聊天一样。她右手握着一把小刀，沿着喇叭的顶部、底部和两侧来回滑动，把尖锐的倒刺都削下去。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着厚厚的毛线手套，而在不同颜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这只手套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邬金燕负责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则是“割屁股”。她几秒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喇叭，一天下来能割2000多个，并为她带来一个月近2000元的收入。这让这个“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

在夏天的江南，邬金燕的手上也带着厚厚的手套，因为害怕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这些女工并没有真的受伤的经验，曾经有人一个不小心，在手套上划破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大家就连忙大惊小怪一番：“真要划到手上，那还得了啊？”说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因为订单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赶工，这些风靡世界的呜呜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赛，的确在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江南的县城里，世界杯并没有展现出它一贯的魅力。即使在最繁华的商业区，也看不到有关世界杯的任何海报，晚上，这里的酒吧也没有增加与世界杯的任何节目。

“足球有什么好看啊，中国队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儿子坐在饭桌前懒洋洋地抹了抹嘴，“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但对于那些女工而言，呜呜祖拉似乎给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邬金燕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看世界杯。因为“这地方乡下一样的，哪里会看这个”。

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她们看不懂比赛，但有人却在赛场上发现了其它新鲜的东西。在南非队比赛中，邬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样。她坐在厂房里向同伴们描述自己的新发现：“我们一直说南非世界杯，没想到南非人那么黑哦，连头皮都是黑的！就像……”

她四处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么黑！”“不会吧？”几个女工讨论了一会，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除了足球，其他关于外面世界的资讯也在涌入这间小小的厂房。有人向一位北京来的记者打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人想去看看世博会，尤其是那个“像刺猬一样”的英国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