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诉
起诉费上万,没钱打官司
徐天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将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告上了法庭。
徐天说,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进展,遇上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徐天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三个月中,体重下降20斤。徐天说,他和司机打招呼,没想到司机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瘦20斤啊。”对此,徐天哭笑不得。让他生气的是,经理说:“别跟我说话啊,有话到法庭上讲。”
徐天的起诉书在10月29日就已经递交法庭。“我一个人身单力薄,目前的状态也不适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没钱。”徐天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他,起诉费要1万元。
“我家里刚买完房,父亲又动手术。我也没想到经济上会有这么窘迫的状态,而且又离职了,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徐天对律师说。
听完整个事件的过程,律师事务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费用。“为什么接这个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车的;第二,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案子我接了,免费不可能,你给我100块钱吧。”
徐天目前的药费和检测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事发出租车上,没有监控摄像头。徐天曾找过出租车公司,但公司表示,无法判断针头的来源,怎么承担责任,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办法可循。
■记者手记
“快来采访,我怕反悔”
和徐天的沟通十分不顺畅。徐天曾几次反悔,拒绝采访。最后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绝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徐天打来电话说:“你下午过来吧,最好快点,我怕……我反悔。”他仍旧小心、谨慎,精神高度集中。
每次说话之前,徐天大多会沉默十几秒钟,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语速很慢,也偶有激动的时候。徐天对记者说:“你是有目的来的,我不喜欢。”直到最后,徐天突然问记者:“真心话对你有多大价值?”
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关注和帮助。差点感染艾滋病,这件事没轮到谁头上,谁都不会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
徐天以一个艾滋病人的姿态生活了3个月,人的恐惧、孤独、自卑、无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对一个真正的艾滋病人,会不会刻意不去注视他,怕他以为自己被别人歧视;会不会主动握握他的手,怕他胆怯认为别人都厌弃他……会不会比我们做得都好。
采访结束,已经是傍晚。徐天热了些饭菜,还有馒头。他吹了一下馒头上的热气,停下来,对记者说:“我现在很健康。”然后才继续吹。
■徐天其人
北漂东北人
徐天今年36岁,男,未婚。哈尔滨人,18岁离开家乡,成为北漂已经13年。徐天长得有点像越南人,他的家乡在哈尔滨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冬天雪深好几米,冰冻6尺。
徐天是个利落人。他的发型是利落的寸头,他穿衣服也很利落。
徐天的家,在香山脚下。是一处农房加盖的二层违建,顶头的第一间屋子。其他几间也都住着租户。这间房子,不足10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从过去的400元涨到今年的900元。
别看屋子小,床、写字台、饭桌、柜子,一应俱全,摆放井井有条。就连储物柜里的瓶瓶罐罐,也都规规矩矩地“见缝插针”地排列着。小型书架上摆放着关于营销和理财的书籍。
徐天说话,不管是急还是缓,都很少有废话。他因此事辞职前,从事销售工作。他说,做销售的,思维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他跟别人说话,知道自己第一句说什么,10句之内要表达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要说什么。
徐天是典型的东北男人,热情,也挺细心。酒量好,啤酒喝上七八瓶没问题。但是这些日子,因为心里有事,喝上一瓶就吐了。
■事件回放
●8月21日 挨扎
酷暑。徐天在南京出差的最后一天,他准备乘火车回到北京。火车晚点了,9点10分才到站。他走出北京南站,在马路边上点了一支烟。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个摄像头正对着他,把他的行踪记录下来。
10点半左右,徐天到了五道口附近。他想去清河看望女友,于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徐天坐在出租车后排右边座位,车行到林业大学附近时,他想跷起腿来放松,此时车正好拐弯。徐天刚要翘起的右腿顶到前排座位靠背后的书报架一角,刺痛传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徐天赶紧喊司机停车。停下车后,徐天挽起牛仔裤,发现膝盖附近被扎了一个小眼儿,周围有些红肿。他小心地用手沿着书报架底部平着捋,在左角上摸到一个针头,使劲一扥,扥出一个注射器针管。针管有香烟粗细,约25厘米左右,旁边有一个针头套,但没有盖在针头上。注射器内有非常少量的淡黄色液体。
徐天给女友打电话:“你家附近哪有医院,赶紧跟我说。” 女友担心害怕,徐天安慰她,放心吧,遇到点小麻烦,晚点回去。徐天和司机师傅直奔医院,他们先到清河附近的京北医院,后到北医三院,最后到地坛医院,但都没查出结果。徐天只能先回家休息。但他本能地感到恐惧。
●8月22日 检测
徐天拿着针头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针头上残留液内HIV抗体为阳性。
徐天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
●8月23日 服药
徐天到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测,结果显示,徐天的HIV抗体呈阴性。医生介绍,这说明徐天此前没有艾滋病,当时也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完全排除感染可能性需要在3个月内再行检测3次。
医院给徐天开了2500多元对HIV病毒起阻断作用的药物,徐天开始服药。
徐天希望司机和其所属的华泰出租车公司负责,但却屡屡碰钉子。觉得没人管,徐天拨打了多家媒体的热线电话。
●8月24日 调查
媒体开始报道徐天打车被扎,针头或含HIV病毒一事,立刻引起关注。海淀警方介入调查。
下午一点半,徐天应海淀刑侦部门的要求,来到案发地所属的东升派出所接受调查。直至6点多,徐天才从派出所里走出来。徐天说,他是独自接受警方询问的,警方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具体到哪一分哪一秒。
出租车司机龚师傅也在此派出所接受了调查。龚师傅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针头的来历。龚师傅回忆,徐天之前的乘客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再之前的几个乘客,都坐在了后座,但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往书报架里放东西。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笔录,徐天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和等待他多时的记者们再次说起了事件的经过。他仍旧穿着事发时所穿的牛仔裤,和一件短袖上衣。在他的手机上有被扎后拍下的针头的视频,他拿给记者看,并挽起裤腿让记者看伤口——一个微小的红色针眼。徐天有些激动,她说女友为此要跟他分手了。
●11月22日 定论
拿着针头含有HIV抗体呈阳性化验单的徐天,还穿着短袖T恤衫;拿着自己体内病毒为阴性检验报告的徐天,已经穿上了长袖衬衫。3个月,不算短的时间了。对于徐天来说,更长,更难熬。
徐天的最后一次检测,最终结果显示: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但另一场更加持久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徐天已经起诉出租车司机及公司,海淀法院东升法庭为此立案。官司磨人,只不过耗费些心力。对于徐天来说,更大的敌人,是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