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

　　（4月8日《人民日报》）

陈先生为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遭遇的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这种荒唐的“奇葩证明”如今多如牛毛，这不是陈先生一个人的苦恼，而是社会普遍的尴尬。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本来一个信息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证明”不走“信息高速路”非要走羊肠小道？信息交换平台为什么闲置不用躺在那里睡大觉？在简政放权喊了几十年的今天，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建立高效服务政府，减少行政审批，提高办事效率，服务群众已成为共识，为什么“奇葩证明”依然坚挺？

“奇葩证明”实则是一种“机关病”。这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群众观念问题，也是体制弊端的痼疾。长期以来，简政放权喊了多少年，但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机构多得楼上楼，干部多得头碰头”， “庙小和尚多”，人多没事干，所以总得找一些事做做，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吃皇粮的薪水。没事可做也要编个理由，找个麻烦，以显示行政机关很忙，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过多过滥的“奇葩证明”，最大的问题还是“恋权情节”，舍不得放权的典型反应。证明意味着权力，也是乱收费的资本，“证明权”如果不牢牢抓在手里，就等于权力“自废武功”，手中一旦没有了“开证明”的权力，那么一些人总是不习惯，好像丢了什么心里总是“空挠挠”的。没有人上门开证明了，群众无求于我，我没了权力也就没了“权威”，所以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化，没事找事，制造麻烦。

从根本上杜绝“奇葩证明”，关键是唯有寄希望于国家行政部门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对现有体制机制的痼疾动刀，真正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效政府，而不是刁难百姓的衙门。唯此“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才会销声匿迹。

吴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