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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秃鹫

发布时间:2015-01-22 07:18  金山网 www.jsw.com.cn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姚贝娜一定不愿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

一篇声讨记者的檄文在网路飞速流传,点击率火箭飞升,其题目十分吸引眼球:《我想象中的记者,不应该是等待死亡的秃鹫!》——要言之,作者将歌手姚贝娜之死的“抢新闻镜头”归之为“秃鹫现象”,生生把新闻记者与那只等待捕食饥饿儿童的秃鹫联系起来。那是一只怎样恶毒的秃鹫啊,它居心叵测地觊觎着窥视着等待着,期盼那个被饥饿袭击的儿童倒毙于地,然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扑食。这是1994年黑人摄影师凯文•卡特获得当年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的经典画面,不过有关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在巨大的荣誉来临的同时,犀利的批评也随之而来:“摄影师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几个月后,黑人摄影师受不了道德压力自杀了,留下一张字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倘若那篇檄文将记者想象成那位摄影师,似乎还有得一比:与其忙于将镜头对准歌手,不如暂时放下“新闻激情”帮她一把。可檄文直接就奔秃鹫去了,其描写非常煽情:“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记者们都在焦灼,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条消息发回报社、网站、电视台,然后把这条新闻传播到所有人面前。甚至,我猜想,他们或许在医生宣布姚贝娜死讯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稿子,只等ICU的病房门打开,他们就会按下那个让他们等了许久的回车键。然后,媒体上就会多出一条娱乐消息:今天下午,姚贝娜死了,2015年1月16日。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新闻就是这样阅读的,此刻,无数冷冰冰的屏幕上,已经开始讲述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开……媒体惺惺作态地打出‘天堂没有疼痛’之类字眼,高高地挂在他们的头版,招摇晃眼,唤着所有读者:‘看过来,头条在这儿’。”

还别说,真会写文章。作者把“我猜想”之下的画面描绘得如此鲜活,让有关秃鹫的联想变得充满逻辑。作者虽然是“引用秃鹫之说”——姚贝娜生前所在医院有人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丑陋的外表下一个贪婪的心,毫无怜悯地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但作者深表认同曰:“看到这段话,作为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瞬间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一点芥蒂。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么,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在新闻成为商品的时代,素材、故事是记者的追求,一颗有关怀的心却被流放了。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么?我说,我要是姚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

这话说得既大慈大悲又急公好义,怜悯之心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在如此煽情的文字下,芸芸众生很容易被击中。可不,多么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啊,简直深刻无比!

可是,我更愿意不怀恶意地揣测,很多前去采访新闻的记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温度,他们仍能够在面对社会苦难时,满怀善良之心,流下真挚的热泪。媒体从业者天然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会让他们的一瓣心香化为寒冬里的一支蜡烛,为姚贝娜默默点燃。什么是驱使记者前往医院的动力?仅仅是功利吗?如果他们不爱她,不疼惜她,他们能够如此敬业么?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他们焦虑的面孔,却看不到他们潜藏着的悲悯之心?每个人的“敬业”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记者而言,有时候不得不扮演“蛮拼的”角色,只是因为他们的战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就容易变得刺眼,于是那些不懂得与人为善的眼睛,就会用挑剔和挑刺的眼光看过来,污化可怜的记者,一股脑儿把他们视为“狗仔”。更有一些当红艺人,在需要造星的时刻,百般讨好记者;一旦星运高照,就视记者为敝屣,居高临下,极尽嘲讽。而那些高自律的记者,还常常以黑人摄影师的例子鞭策自己:当职业伦理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敬业?然而,当他们在做高尚选择题的时候,已经有人把他们直接比作低劣的秃鹫了。呜呼哀哉!

好吧,让我们说说那个黑人摄影师。他选择自杀,无论是因为道德舆论还是出于道德自律,难道是值得欢欣鼓舞的结局么?就个案而言,或许可以指责他把敬业置于拯救之前;但从宏观的视野考量,无计其数的非洲儿童都处在饿毙的边缘,光靠一个摄影师救得过来么?他彼时摁下了快门,用触目惊心的画面反映了非洲的现实,并因此搅动了世人的关注。其作品对促进非洲儿童的拯救工作,无疑起到了石破天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若从客观效果而言,这幅《饥饿的苏丹》振聋发聩,引发如潮爱心。他可能没有及时拯救一个儿童,却因此拯救了一批孩子。更何况,假如当时的镜头,只是千千万万非洲儿童的缩影,摄影师何以作为?他赶得走眼前的秃鹫,能赶走成群的秃鹫么?他能拯救小女孩于一时,能拯救永远么?类似的孩子成千上万,他救得过来么?局外人的指责都是最最容易的,人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唾沫横飞,用口水把人家淹死了。可是假如设身处地地将心比心,你会做得好多少?对一个摄影师的杰作,我们难道除了否定,就没有一丁点可赞美的么?事实是,这幅摄影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至于背后的种种故事,见智见仁,并不妨碍作品的价值。这就是艺术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说那位黑人摄影师,除了佩服他的道德勇气外,还深深为他惋惜,我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黑人摄影师”被逼入绝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能把濒临死亡的姚贝娜比喻成濒临饿毙的非洲儿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洁净良好的医院,对姚贝娜的救治,是尽了心的。记者们即便愿意放下镜头和纸笔,去提供所谓的帮助,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假如有人提供这种可能,我相信很多记者愿意出手相助。但问题是,在这样的场合里,每个不同的角色只能扮演好自己——医生做着也许是无谓的抢救,亲属守着也许是最后的期望,记者等着也许是噩耗的消息。难道这有错么?难道记者们都是不怀好意地等着“死亡头条”么?假如姚贝娜“奇迹般醒来”的喜讯传来,他们不也一样欣喜若狂地报道么?难道,“报死讯”,就是秃鹫;“报生讯”,就是喜鹊?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媒体记者以种种手段抢新闻,确实是非常辛苦。有没有在“等她死”的记者?肯定会有。但是“等她死”不是“盼她死”。等,是因为了解实情后的等待新闻消息;盼,才是幸灾乐祸地获取所谓头条。有人盼她死么?岂能用“我猜想”就把人心残杀了。对于敬业的记者,只要不是心怀恶意,应该尽可能体谅他们的“缺乏同理心”。严格地说,真正的“同理心”是很难具备的,你再痛苦,也不可能胜过他的至爱亲朋。你不能要求医生哭着开刀,也不能要求殡葬师哭着化妆,差不多,你也不能要求记者哭着摁响快门。假如你看到记者摁下快门时没有可着劲哭泣,请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不堪的秃鹫——何况那个青春的姚贝娜,决不是那个非洲儿童。你的文学想象力很煽情,但是这种恶毒的想象,把记者妖魔化了。

更何况,作者自述为一个“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媒体从业者。面对长兄长姐们在新闻第一线的冲锋陷阵,以一个不知其苦的旁观者身份,轻率地将记者的敬业做派比做丑陋的秃鹫,于心何忍?作为一个“准记者”,你那是自污和自黑啊!你想看到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可是你知道痛失亲人的家属心情么?此时此刻,他们并不需要陌生人的所谓同情和安慰,他们无暇腾出心间的一角与无干的记者虚与委蛇,他们更无心去想“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谁负责拍照?谁负责安慰?他们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你的文字如此挑拨离间,“好心”里,不乏恶意。

这是一个喜欢污化记者的时代,一两粒老鼠屎被当作行业的垂范。又有多少人清晰地看到,要不是媒体从业者的良知和智慧,今天的人们能有普遍的火眼金睛么?人们受惠于他,又怪罪于他,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回到姚贝娜的个案上——对于一个较受欢迎的民间歌手而言,媒体对她的关注太多了,不相伯仲的女歌手,又何止姚贝娜一人?扳扳手指,从各种赛事脱颖而出的美丽女歌手,多了去了。只因她们如今都风风光光,便无法吸引如潮的关注。一旦谁也“病危至弥留”,无疑也会有同样的“待遇”。在这类事情上,媒体记者确实有点“贱”,难道不报新闻就没有饭碗了么?还不至于吧。但是各行各业现在都“蛮拼的”,你独独要求记者们“独善其身”,似乎也不够善良吧?何况,即便“无大益”,也“无大害”吧?有益无害之事,值得如此苛求么?记者们的“贱命”,一半是环境使然,一半是“新闻的属性”使然。关注“人咬狗”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你不能要求他们永远盯着“狗咬人”。天天狗咬人,报纸卖不出去,他们靠什么养活?只要“人咬狗”是真实的、无害的,就不要丑化记者的动机,谁都“搵食不易”。

不妨看看今天出版的深圳某晚报的头版,姚贝娜生前的一张照片铺满全版,定题是“光明重生”,在这四个大字的下面,有几行小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晚联合深圳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市红十字会、市慈善会晓明眼库基金、成都爱迪•斯里兰卡国际联合眼库倡议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为贫困眼疾患者提供帮助”。你看,对于姚贝娜的关注,锁定在“助力光明”上,充满着正能量。由此禁不住善意地“猜想”:大概,写出这些报道的记者,就挤在当时的人群中吧?他们从医院一个转身,疾步奔到编辑部,于是一个“光明的姚贝娜”从媒体走向千万人的口中……只是,当他们一旦得知,自己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有人正用那幅《饥饿的苏丹》为他们描像,并把他们比作邪恶的秃鹫,不知做何感想?我想,天堂里的姚贝娜一定不愿意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

(刘巽达)

来源:光明网 作者: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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