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一览碑。

镇江金山山顶有江天一览亭，亭内有江天一览碑。“江天一览”4个字是清代康熙皇帝玄烨南巡游金山时所题。由于他写了这4个字，后来金山龙游寺也就改名江天寺。由此可见这一题辞不同寻常。不过从玄烨的《金山江天寺碑》和《南巡笔记》来看，他只是这4个字的“书”或“题”写者，至于题辞的代拟者，镇江有关记述，未见有具体说法，至多是说金山明代就有江天一览亭，玄烨只是重新书额而已。那么题辞的代拟者又是谁呢？

近读《啸亭杂录》，发现该书卷八“高江村”条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说法：“高江村士奇，华亭人。家甚贫窭，鬻字为活。纳兰太傅明珠爱其才，荐入内庭。仁皇(引者按：指玄烨)喜其才便捷，凡遇巡狩、出猎，皆命江村同……上登金山，欲题额，濡毫久之。江村乃拟‘江天一览’四字于掌中，趋前磨墨，微露其迹。上如其所拟书之。”

《啸亭杂录》撰成并刊行于光绪六年(1880)。该书记载清初至嘉庆时期的政事及社会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著者昭梿是清宗室子弟，曾封礼亲王。上文所录涉及其先祖玄烨的事迹，当不会妄言。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次南巡时（详后）。从高士奇的情况看，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当时，他正是玄烨的“侍臣”。高士奇是康熙二十八年玄烨第二次南巡北归以后才被“休致回籍”的。从他的《扈从登金山》诗说“昔岁奉宸游，于焉停桂枻”看，玄烨第一次和第二次南巡游金山时，他都曾“扈从”至金山。高士奇既“扈从”玄烨游金山，当会事先了解金山的历史，知道(或听僧人介绍过)金山曾有江天一览亭。在这种情况下，当“日理万机”且事先不可能有所准备的玄烨一时想不出恰当题辞时，高士奇在旁边代拟，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一来，也就能够合理解释玄烨题辞与明代江天一览亭名称完全“巧合”的原因。所以，高士奇代拟的说法并不只是传说。当然，他之所以想到“江天一览”，显然是由于明代金山有“江天一览亭”的启发。但即使如此，这一题辞毕竟是得到玄烨认可并亲笔题写的，所以并不影响它的文化价值。

在查阅“江天一览”题辞的有关记载时，也看到一些虚假的或真假混杂的说法。如不纠正，将以讹传讹，贻误世人，影响不好。例如：

1.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有的书上说是在康熙二十五年玄烨游金山时。查《清史稿·圣祖本纪》等，玄烨第一次南巡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二次在二十八年，可见他在康熙二十五年并没有南巡游金山。而且，“江天一览”碑末署明立碑时间为“康熙二十六年”，表明玄烨题写“江天一览”只能是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时。玄烨在其《南巡笔记》中更明确系“题‘江天一览’四字”于康熙二十三年。因此，“康熙二十五年题辞”说明显错误。

2.有的书上说，玄烨是在陪同皇太后南巡游金山时题写“江天一览”的。查《清史稿·圣祖本纪》《清鉴易知录》等，玄烨6次南巡中，只有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曾经“奉皇太后南巡”，其余5次都未见记载。所以，“陪皇太后游金山题辞”说，也属想象，也不符事实。

3.一些著述说，玄烨题写“江天一览”时，是经过“当朝宰相”张玉书的巧妙提醒，才写出了“览”的繁体字。查《清史稿·张玉书传》，张玉书“康熙十九年以进讲称旨，加詹事衔。二十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寻迁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三年，丁父忧……服阕，即家起刑部尚书。”可见张玉书曾是玄烨的近侍，而且玄烨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南巡至镇江时，张玉书当是在镇江家中守孝，按理当会参与迎驾并侍从游金山。所以，说张玉书这一次曾侍从玄烨游金山，应当有很大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当时他还只是官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还不是“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直到康熙二十九年才升至文学殿大学士（《清鉴易知录》）。所以，说张玉书当时是以“当朝宰相”身份侍从玄烨游金山，显然不符事实。而且，说张玉书以“臣今见”提醒玄烨写“览”的繁体字，颇多戏剧色彩，很难臆定真假。至于一些书中说张玉书如何巧妙应对玄烨的问话，则是颇多虚构，更难臆断其真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