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又是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总后方，为国内革命人士所向往，世界进步力量所瞩目。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了合作，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他们很清楚，陕甘宁边区是其继续推行反共政策的最大障碍，故视边区如背上之芒、肉中之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整个抗战时期，他们对边区始终采取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击，经济上封锁的政策，企图以此来削弱、扼杀边区，并伺机发动武装进攻消灭边区。

　　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我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1937年秋开赴华北敌后，对日作战。在陕甘宁边区仅留下少数留守部队，总兵力仅1.5万余人。当时国民党当局并不给我们这些留守部队的领导机构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我们即以八路军留守处的名义组建了留守部队领导机构——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并先后成立了绥德、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属五个军分区（警备区）。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包围、侵扰情况的发展，我八路军留守部队的编组情况也有所改变，兵力也有所加强。但就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说，我边区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我们仅有的这些留守部队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部队，既要保卫从宜川到神府一线的千里河防，阻止日寇的西进，又要对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侵扰，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一直处在险恶的环境和严重的入侵威胁之下。

　　（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将其政策的重点由消极抗日逐渐转向积极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同年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从此，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更为猖獗。同年底，蒋介石、阎锡山在晋西北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我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制造了“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陕甘宁边区是这次反共高潮中武装进攻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他们大举入侵，夺地掠城；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收卖我方人员刺探军情；阻扰我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罪恶行径，对我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起军事摩擦事件，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等。

　　陇东分区，东连陕西，西北接宁夏，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初期，我方在陇东仅留下了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副旅长耿飙）旅部及其七七○团（团长张才千）、由延安警备部队派出并加入三八五旅建制作为预备队的警备第二团（团长周求保）、教导师袁国平部的全部与环县、曲子、华池等县保安队合并改编成的警备第七团（团长袁渊），以及边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一个军分区独立营和几个县的保安队。这些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合计起来，才4000人左右。陇东分区未专门设立军分区机构，由三八五旅兼军分区。

　　两次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有计划、有预谋挑起的。早在1938年12月，国民党第一六五师就曾袭击我庆阳之白马铺、赤城镇一带的驻军，并扬言要消灭我陇东的八路军。自此之后，驻西峰镇的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即西峰公署）专员钟竟成即对我陇东分区有计划地进行反共活动：破坏我群众组织，封锁我军粮草，公开进行反共宣传。

　　1939年1月间，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邵介民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叫嚣“接近八路者是汉奸”，并采取挑衅行为，捕押我方的民运工作人员。4月初，“西峰公署”派保安队在南三镇绑走我方人员10名，我方当即向“西峰公署”，并电兰州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抗议，然无结果。9日晚，我三八五旅亦派兵将国民党太平镇区的一名区员和义警队长扣押，作为警告措施，此后，国民党保安队接连不断地在各地捕押我方人员，于是形势日益紧张。10日，朱绍良密电驻西峰镇的一六五师师长，令其派部队进犯我镇原县。该师随即派出部队会同保安队，向我七七○团三营驻防的镇原县城开进，造成围城态势。我三营闭城自卫，力求以谈判来解决争端。我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也急电蒋介石、朱绍良、程潜，要他们制止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由国共双方派员商谈，以免事态扩大。到5月初，国民党当局才同意谈判，镇原事态暂告平息。

　　镇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一再胁迫我宁县驻军七七○团二营撤走。我二营当然不予置理。不久，国民党一六五师的三个骑兵连突然开至宁县城郊，4月29日，方振武亲率保安队及壮丁队共700余人，向我二营发动攻击。二营奋起自卫，经两天三夜的激战，将敌人击溃，并将方振武及其残部包国在城中一幢楼内。预布在城外的敌骑兵连乘势攻城，我二营闭城坚守，待命解决。直到5月中旬，在我方代表向“西峰公署”再三抗议下，对方见势不利，始将三个骑兵连撤走，宁县事件暂告解决。

　　在镇、宁两县事件尚未彻底解决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又在筹划新的摩擦事件。1939年9月中旬，经朱绍良与驻平凉之第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钟竟成的策划，第二次陇东事件就从宁县开始，很快扩展到陇东各县。12月10日夜，国民党九十七师五七八团纠合保安队突然袭击我驻宁县的七七○团二营，因我军无防备，伤亡大半，仅一小部突出城外，战斗至1940年1月，我军被迫撤出宁县全境。12月16日，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两个营纠合几个县的保安队围攻我镇原县城内的三营。因敌我力量悬殊，三营于是日晚间突围出城，移驻孟坝，镇原县城遂被国民党占领。1940年元旦，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土匪头子赵思忠（绰号赵老五），率部80余人并迫使壮丁数百名侵入我环县洪德区，抢占该区三个乡，残杀我地方干部数名。后赵匪窜至环县北门外，被我保安队及警卫队击退，赵匪败退后，乱窜于洪德、虎洞等六个区之间，肆无忌惮地抢掠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个月之久，环县人民恨之入骨。我陇东分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警备二团，于2月16日出动进剿，至3月7日，将赵匪的巢穴全部摧毁，赵老五率匪徒12人逃脱，余匪全部就擒。与此同时，我警二团还击溃了暗藏在我环县车道区内的国民党固原县政府爪牙张廷杰，解决了由张煽动的我自卫军900余人的叛逃事件。2月中旬，我军一部曾在正宁县平子镇与国民党保安队激战两天，尔后退出了正宁县。这样，经过第二次陇东事件，国民党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三个县；我亦歼灭了庆阳、合水两县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部队300余人。

　　关中分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黄陵、店头一带的一条几十里长的狭窄地带，边区军民把它叫做“葫芦把”把关中地区叫做“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总想先把它吃掉，然后侵吞整个边区。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方在关中分区的兵力很弱，原先只有保安独立一营（营长高步云）和保安独立二营（营长张占云）两个营，以及几个县大队，后因摩擦不断升级，才调进保安独立三营（营长贺吉祥）。而他们面对着的却是胡宗南的20万正规军。

　　在这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借口“西安事变”前关中一带是东北军的防地，应再由国民党军队驻守，因此不断在关中地区制造摩擦事件，企图蚕食边区。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武装进攻高达64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

　　1939年5月下旬，我八路军荣校（残伤军人学校）一名上士路过旬邑县城时被国民党暗杀队杀害。我驻旬邑县城的独一营和荣校代表再三要求国民党县长惩办凶手不成，我荣军一个排开进县城，遂即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县长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会同国民党保六团一营围攻我保安独一营和荣军排，激战7天8夜，终因寡不敌众，我保安独一营被迫撤出旬邑县城。为此事件，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曾致电蒋介石和程潜等人，要求严惩枪杀我荣军的凶顽，停止进攻我八路军驻地。

　　关中分区的淳化县城建在南北走向的大沟里。当时，我保安独二营驻在县城的南关，国民党军队驻北关，北关比南关地势高，两关相距仅200米左右，国民党军队居高临下，不时向我哨棚扔砖石，继而发展到摸岗哨、烧哨所、打冷枪，进行各种挑衅活动，企图逼我军退出县城，我保安独二营与其作了针锋相对斗争。1940年3月下旬，胡宗南突然派其二十四师围攻我保安独二营，打了2天，在平时与我关系较好的国民党保九团一个营严守中立的情况下，我保安独二营始得顺利撤出淳化城，回驻马家堡。

　　到此，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在陇东和关中地区制造的这几次摩擦事件、侵占了我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5座县城和6个区43个乡的地盘。

　　虽然如此，在这次反共高潮中，我军则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反摩擦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1940年春夏，我关中分区保安独三营和警备八团一部，进行了店头镇突围战和井村、转角镇等多次战斗，收复了马栏镇，拔掉了对方10多处据点，消灭了国民党旬邑县保安团团长、土匪头子郭相堂和淳化县保安大队长李养之两股匪徒共1000多人，粉碎了顽固派妄图打通淳旬线、马（栏）旬线，建立碉堡封锁线，紧缩我活动范围的阴谋。这些胜利使胡宗南部队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绥德警备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延安通往华北、华日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的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区所属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五县的大部分农村，原系苏区，抗战开始后，根据两党达成的协议，将绥德五县划为警备区。警备区由陈奇涵任司令员，指挥我留守部队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和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负责河防。而国民党当局的政权组织，既不撤走，又不改组，反而不断加强其反动统治，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来绥德任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曾被毛主席当面斥责为“摩擦专员”的何绍南，一到绥德，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还有什么“板子”（娼妓）队，对我驻军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而且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胁迫群众不与我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何绍南一伙妄图用这些手段迫使我军退出绥德地区，以达到其独霸该地区，截断我党中央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的阴谋。

　　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故曾多次找何绍南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商谈，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对外。但何绍南及其党徒视我们为软弱可欺，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不得不改换斗争方式。从此，无论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谈判桌上，或是在请客席上，他们就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予以无情的驳斥和彻底的揭露。各部队则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并派出小部队下乡镇，深入到群众中去，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对那些坚持屯粮不售的劣绅们，我们则向他们摆出蒋介石的“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训词”，采取封仓按官价收购等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有粮出粮。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回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揭露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使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起来。

　　1939年秋，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从晋西北回师边区，进驻绥德地区（王震任警备区司令员），何绍南既怕又恨，假惺惺地召开大会表示欢迎。但就在这欢迎会上，却大放厥词，说什么，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王震旅长当即予以驳斥道：“我们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会后，何绍南就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我三五九旅是“溃军”。王震旅长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当然是不会客气的。何见势不妙，乃亲赴西安请示对策。翌年2月，何返回了绥德，立即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反共策划，阴谋集中13个保安中队偷袭我驻军。三五九旅得悉后，除在军事上作好必要的准备外，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何见我已有准备，其罪行又被揭露，故即煽惑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我七一七团，并抢占了一些阵地，我七一七团当即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匪徒。何绍南本人则于1940年2月29日深夜，率7个保安中队焚毁二郎山之械弹库后向西逃窜。这批保安队被我追击部歼灭了一大半，何绍南只带几十人逃回榆林。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电致请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绥德专员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将绥德警备区所属县的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司令员为绥德行政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王震司令员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公众并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从此，绥德地区五县面貌一新。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就告平息。

　　在抗击这次反共高潮中，我留守兵团各部队、三五九旅和边区保安部队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警备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分区，我方虽退出了五座县城和一些区乡，但我方的力量也都有较大的发展：在政权建设上，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镇原、庆阳有一部分白区）；在军事力量方面，我方兵力也大有加强，如陇东分区比原先有成倍的增长，仅正规军就增加了3000人，地方武装也增加了1000余人。

　　（二）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强了对我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陕甘宁边区的军民。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各战区的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各地强拉民夫构筑了五道封锁线，计北线两道，南线三道，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垣数省。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国民党对南线的封锁尤为重视，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上总是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这样，在一段时间内，边区周围处于对峙胶着状态。

　　1940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法西斯订立了三国同盟之后，为放手向南洋进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急谋解决中日战争，以巩固其南进的后方。为此，日寇就亟力勾引国民党中的投降派，策动中国的内部变化，企图借中国人之手来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加紧推行其对日妥协和积极反共的政策。于是，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是在皖南，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同样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在这次反共高潮前后，国民党又进一步加强了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其总兵力已达40万之众，而且都作好了进攻边区的军事准备。

　　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第一步夺取我关中分区这个“宝葫芦”，第二步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夺取我三边和陇东地区。所以他们首先在我关中分区的职田镇、马家堡、井村、马栏等地，尔后在三边分区的张家畔、绥德分区的吉镇，陇东分区的宁望堡等地挑起了摩擦战斗，又侵占了我边区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1941年春，中央军委令王震率三五九旅的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和甘泉、富县等地区，进行屯垦，又令警备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同年8月正式成立了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保安独立团（团长刘茂功）。

　　警一旅下关中后，文年生旅长、阎红彦政委率领警三团、警八团和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彬县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三天，将他们赶回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柳林，收复柳林后转战土桥镇和正宁县，均把来犯之敌赶回了原地。

　　边区南线的摩擦斗争基本上平息了下来，北线却又临多事之秋。1941年10月，驻在绥远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分区进逼。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县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三边分区也未专门设置军分区机构，由留守兵团警备三旅（旅长贺晋年、政委王世泰）兼管军分区的工作。为了对付何文鼎部的南下，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主席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和贺晋年分任正副司令员组建一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野战兵团由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一团、保安司令部的保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进行了战斗部署，一部还前出到人烟稀少的内蒙四十里铺、黑头梁、银头梁一线，准备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地方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十一旅。我们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此时已取得了十一旅保持中立的承诺，这是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入侵的一个很有利条件。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防范，就未敢继续向我边境推进。到1942年1月14日，何文鼎部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至此，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就被完全打退。

　　这一时期，国民党对边区的包围封锁，给边区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留守部队和边区群众的团结一致，实行精兵简政，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国民党要困死、饿死我边区军民的罪恶企图，最终遭到了彻底破产。

　　（三）

　　国民党顽固派对其在两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并不甘心，仍伺机作新的冒险。为发动一次新的反共高潮进行舆论准备，1943年3月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并污蔑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边区和人民军队为“奸党”、“奸军”、“新式割据”。同年5月间，“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发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向共产党大举进行的时机已到，进一步掀起了反共舆论攻势，大肆鼓吹“第三国际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等谬论。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下，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打电报给毛主席，提出“解散共产党”、并取消边区割据”的狂妄要求。国民党中央社竟公然将这种明目张胆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通告中外，又一次为发动内战制造了反革命舆论。

　　国民党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就此开始。这次反共高潮的来势凶猛，重点是打击陕甘宁边区。为此，国民党顽固派除包围边区南线的10余个师虎视耽耽地作好进攻准备外，还从大荔、华县一带将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第一、第十六和第九十三个军中的两个军调往陕甘宁边区边境。国民党第一军之主力第七十八师和第一六七师从华阴、渭南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十六军的重炮营也由河防开到耀县。还有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到陕西中部，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也开到了淳化。这时，在边区周围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兵力猛增到60万人，而且尚有很多部队正在待命出动。在陇海铁路上，咸榆公路上，西兰公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尘嚣九天，民众惊骇，奔走相传，中央大军就要大举“剿共”。于是，边区上空战云密布。

　　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等来到西安，同胡宗南一起研究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战略部署。当时国民党的计划仍是先夺取关中，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旬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二十二军配合进攻神府。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师级以上指挥官会议，对进攻边区又作了具体部署。7月上旬，他们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在我关中分区开始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4日，第五十三师一个营即向我边区富峪口进行袭击，被我军击退。6日，第一六七师师长到关中分区南部边境职田镇察看地形，进行挑衅。7日，第一六五师两次向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14日，第一六七师的一个营炮击我陇东分区阵地。17日，第九十军驻牛村、朱村的十六师向我警戒阵地发炮10余发。23日，第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连续三次向我富县境内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此时，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内战危机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国内外发出了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就胡宗南部突然撤出河防，进攻我边区的行动，朱总司令两次向蒋介石、胡宗南发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的通电，留守处肖劲光主任也致电边区周围的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弥内战危机。7月11月，《解放日报》发表了《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的社论。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与此同时，我边区军民紧急动员了起来，前方后方都作好了随时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边区部队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枕戈以待。

　　由于我党及时地大造革命舆论，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他们在全国人民中被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我边区军民又充分作好了迎战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偃旗息鼓，暂时搁置闪击边区的阴谋。来势凶猛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顽固派在接连的失败面前，仍然坚持其包围、封锁和破坏边区的反动政策。驻正宁县山河镇的国民党部队，为切断我关中分区与陇东分区的联系，侵占了我边区杨家畔、宋家畔等地，并继续向西坡店进攻；驻宁县朱家桥的国民党部队向我新正县保安队发动伏击。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边境挑起的军事摩擦事件就有100多起，而且又从抗日前线调回了三个军的兵力，加强对边区的包围封锁。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又一次企图夺取我关中分区。7月间，胡宗南借口其在淳化组训的三团民兵“叛变”是八路军煽动所致，竟调集6个师兵力分三路向我淳化地区发动进攻。21日，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向我爷台山阵地发起攻击。23日又投入了预备第三师。我警一旅三团一营和关中保安总队赤水大队、淳耀大队、总教导队，从7月21日至26日扼守在爷台山主峰阵地上，展开了英勇的爷台山保卫战，打退了敌人两个师兵力的几十次进攻。为了避免过多伤亡，我守军奉命于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胡宗南部在100里的正面上，侵入了约20里的纵深。

　　淳化事件发生后，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于7月23日致电蒋介石、胡宗南，要求予以制止。7月26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及国民参政会，宣布淳化事件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并组织社会团体作公正调查，以明真相。我军还邀请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前来爷台山地区察看。8月7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再次致电蒋介石、胡宗南，申明淳化事件真相，要求撤退进犯我边区之部队，并对居民损失予以赔偿。但国民党当局对我方的多次要求置若罔闻，胡宗南部队继续向旬邑、耀县等地进犯。为给不知改悔的来犯者以必要的教训，我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集中三五八旅的八团、新四旅的十六团和警一旅的三团一营，于8月8日对爷台山进行反击。经过激战，于9日全歼守敌5个连，俘敌100余名，收复了爷台山阵地。11日，我军将来犯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赶出了被侵占地区，取得了“爷台山保卫战”的全胜。这是抗战时期我留守兵团反摩擦斗争的最后一次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至此，我陕甘宁边区全体军民也光荣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神圣历史使命。

　　（四）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留守兵团所属部队、三五九旅和保安部队以及边区广大民兵的英勇善战外，最根本原因和条件是：

　　一、依靠正确的斗争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替代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一切斗争都要服从于这个主要矛盾的解决。我们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同样要服从于这个大前提，也就是说，既要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要尽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就有必要讲究反摩擦斗争的方针、策略。我党就是在反摩擦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制定出了一整套完全正确的反摩擦斗争的方针、策略。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正是坚决而彻底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这些方针、策略，才赢得了反摩擦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全国人民都是要抗战的。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总要伺机兴风作浪。因此，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的特征是，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在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大打出手，一般的军事摩擦，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像在三次反共高潮时那样。这样就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存。在这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们就要采取适当的对策。1938年春，“抗大”一大队（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奉命由延安进驻瓦窑堡。临行，毛主席针对当时国民党“摩擦专员”何绍南，在绥德反共闹得很凶的情况，在对他们讲话时说：“同志们要离开延安了，送给你们一件礼物，送给你们一条打狗棍。这个打狗棍，不是别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提出的这“十六个字”，是依据斗争的实践提出来的，它既是反摩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又是具体的斗争方法。它是在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的原则基础上产生的策略思想。是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错误方针的否定。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使反摩擦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更加具体化和完善了。顽固派要捣乱，我们就跟他斗；斗，是为了团结抗日。只要大家共同抗日，他们不来惹我们，我们便不惹他们；甚至他们在这个地区惹我们，在另一地区我们也不去主动惹他们。如果他们公然破坏抗战，则必须彻底予以揭露；他们来进攻我们，我们则坚决予以反击，直到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直到把他们打疼了，答应不破坏抗日，我们就适可而止。这就是边区的反摩擦斗争没酿成全面内战，而且每次都取得一定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同时依靠政治斗争。我们在边区的军事力量，比国民党顽固派小得多，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可以说，我们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为了掌握反摩擦斗争的主动权，确保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就应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必须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要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使顽固派无机可乘；另方面还要抓住时机大造革命舆论，对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有时甚至要以政治斗争手段为主来取胜对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在统战区的绥德地区，就是先采取在会场上展开唇枪舌战，在大街上进行“标语战”，继而深入乡镇，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揭露何绍南一伙的反动真面目，先从政治上把他们孤立起来，再从军事上收拾他们，我们就是这样把何绍南赶跑的。在陇东、关中分区，顽固派在边沿一带集结重兵，这里的反摩擦斗争更为尖锐复杂，我们便主要采取政治攻势。如在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我们在边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向国内外发通电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发动内战的阴谋，争取到了国内外舆论对我们的支持，终于使顽固派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就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无形中加强了我们的力量。比如驻榆林的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以及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因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有矛盾，他们在摩擦斗争中就并不都听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指使。我们便团结他们，争取他们的中立。这就成了保证北线比较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何文鼎之所以未敢从北面进攻，与我们争取到邓宝珊部十一旅的中立也不无关系。当准备抗击何文鼎部队的三五九旅的一些部队返回原防地，路过延安，毛主席去看望他们时曾说：“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取得了一个大胜利。”这个胜利，无疑也是政治斗争的胜利。

　　三、依靠群众，打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民众的战争，只有依靠民众才能进行战争，赢得战争。边区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没有边区保安部队同留守兵团部队的并肩作战，没有边区广大民兵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那是不可思议的。边区的人民群众对保卫边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有着极大的热忱。边区各级政府十分支持和爱护群众的这种热忱，及时地组织了各种民众斗争团体：在县级建立了自卫大队，在区、乡建有自卫队。这些民众武装力量能有效地做到村自为战，区自为战。在边区各地青、妇、救各种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连少年儿童也组织了起来，结成了浩浩荡荡的保卫边区的民众大军。顽固派搞小摩擦，群众就会主动起来把他们斗垮，顽固派发动军事进攻，群众就会奋起支援和配合我抵抗部队，进犯的敌人就会象冲进火阵的野牛，随时都会被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所烧死。

　　四、顽固派搞经济封锁，我们就依靠“自力更生”。反摩擦斗争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其中也包括经济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被我揭露，在军事上又吃不掉我们，便想在经济上困死我们。“民以食为天”，“军无粮草不行”，没吃没穿，什么事也干不成。党中央、毛主席早看到这一点，发出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广大军民随即热烈响应。1938年7月，延安留守兵团第二次兵团军政首长会议上决定开展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随着顽固派加紧对边区的封锁，尤其是蒋介石于1940年9月停发八路军的军费之后，大生产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在1942年形成了高潮。经过边区军民的努力，1943年，全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去总消耗量160万石，余粮21万石。整个边区面貌为之一新，军民丰衣足食，为争取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和最后取得抗击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在1939年10月4日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无不都是依靠了这三件法宝，抗击战争中的反摩擦斗争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亲身参加者，通过历史的回顾，重温了上述的一些经验，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会有一定的教益。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