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亦思巴奚”战乱：驻防泉州的波斯兵叛乱

元代色目士兵

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八闽通志·至正近记》和《福建通志·元外纪》记载尤详。

这场战乱，发生在元、明更替之交，对泉州破坏极大，尤其是对泉州海外交通中心地位的打击更为严重，泉州海外交通从此走向衰落。

“亦思巴奚”析

1、蕃号说

张星烺认为，亦思巴奚“乃蕃号也，非名。”（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6年）

2、伊斯法罕城说

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第四期，1980年）认为，亦思巴奚是波斯名城伊斯法罕。

3、民兵、骑兵说

努尔《亦思巴奚》一文据波斯语词典提出，亦思巴奚为波斯语“亦思巴呵”、“巴思呵”，意为民兵、骑兵。（《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4、义兵说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认为：“所谓'义兵'，是为保卫元朝政府，根据临时需要而组建的地方武装”，是“乡兵、民兵之类”。“'义兵'之含义与波斯语'亦思巴奚'的意义相近。则知所谓'亦思巴奚'为波斯语的音译，而所谓的'亦思巴奚战乱'，即由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等人为首的'义兵'加入其中之战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亦思巴奚战乱的背景

1、反元势力如燎原之火

元末至正间（1341-1368年），江淮一带反元势力已如燎原之火。

至正五年（1345年），元廷为加强控制福建，遣官奉使宣抚，脱脱、王士宏乘机“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滛”，致使“闾阎失望，田里寒心”。（《闽诗录·戊集·卷七·江西、福建怨谣》）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闽北“寇逼郡城（福州）……越二十六日。”（《闽中金石录·卷12·李世安题名石刻》）

至正十二年（1352年）夏，“仙游流贼剽掠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至正十三年（1353年），“泉大饥，民扶携就食。”（乾隆《泉州府志·卷41·卢琦传》）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夏，“安溪盗李大，南安盗吕光甫聚众为乱，七月围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至正十六年（1356年），“山寇李大攻同安。”（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寇伊守礼啸聚复攻同安。”（乾隆《泉州府志·卷73·纪兵》）

当时，上自朝廷，下至福建、泉州的地方政府，已自固不暇。其时形势正如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篆刻的《建安忠义之碑》所云：“至正改元之十八年（1358年），皇帝重念闽海道远，用兵日久，民勿堪命。”（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石12·元·建安忠义之碑》）

2、宫廷斗争波及泉州

当时，元顺帝年迈倦勤，以高丽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广树私人，与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将帅派，展开剧烈的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几经反复倾轧，矛盾达到白热化。这场斗争直接牵动到当时全国最大的海港--泉州。泉州港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成为两派剧烈争夺的对象。

首先，起用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额定的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

如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都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之武职，掌握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义兵”的首领，也根据需要享有正式朝官的品位和权力，这与南宋末年授官蒲寿庚略同（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万户”是武职，据《泉州府志·军制》载，至元间，泉州有上、中、下万户府之设。《元史·卷94·志第41上·百官·诸路万户府》载：“诸路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正三品；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从三品；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从三品……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

又如，嘉靖《惠安县志·卷13·人物·元卢琦》载，正当“兴、泉方用师”的混乱之际，惠安人卢琦受帅府命“参军事往来二郡（兴化、泉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卢琦又以年劳擢福建行省照磨盐课司提举，秩八品。这时，泉州港“有蕃商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琦曰：'是上亏国课，下毒亭民，吾腕可断，牒不可署。'竟坚卧不顾。”（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卢琦》）

所谓“参省”，即《元史·卷85·志第35·百官1·参议中书省事》的“参议中书省事”，是职“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这位蕃商的权力之大，竟达到能够“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的地步。

其次，起用私人，消灭异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者，皇太子私人也。为表彰燕只不花在福州驱逐赛甫丁和在泉州利用那兀纳杀阿迷里丁的功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皇太子赐他“忠孝文武”四个大字，而燕只不花则“摹勒皇太子所赐忠孝文武”于福州乌石山摩崖之阳，以纪“储皇之恩赐”。（陈棨仁：《闽中金石录·卷12·乌石山东壁亭记》）

3、客兵戍泉州

乾隆《泉州府志·卷24·军制·元军制·客兵》载：在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的75年前，“至元十九年（1282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戍列城。”同年，又以“湖州翼万户府来戍泉州……湖州翼万户府，亦客兵也。”

《扬州图经·卷8·至元十九年》也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夏四月，遣扬州射士戍泉州。”

有人认为，“客兵”是外国人组建的军队，扬州调来的“合必军”是波斯军队。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认为：“'客兵'是对地方土军而言的。'客兵'、'土军'都是正规军，只差别'土军'的兵员为本地籍，'客兵'的兵员为外地籍而已。”“'合必'一名，是蒙古人的名字，非波斯人的名字，亦即扬州调来泉州的3000射士，是由蒙古人率领的蒙古射士，非波斯军射士。”（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亦思巴奚战乱的过程

《元史·卷46·本纪第46·顺帝》载：“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同治《福建通志·卷266·元外纪》也有同样记载：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合兵逐泉州官吏，据城以叛。”

至正十八年（1358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般若帖木儿有隙，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以赂泉州万户阿迷里丁进福州援之。（同治《福建通志·卷266·元外纪》）

至正十九年（1359年）二月，三旦八（前江浙行省平章，贬居兴化，自设“兴化分省”，自命“平章”）率兴化官兵和泉州赛甫丁之兵数千人，应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之召进驻福州，参加内战。

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泉州阿迷里丁率兵突袭兴化城。三旦八从福州赶回兴化，劝阿迷里丁退兵，被阿迷里丁拘留。阿迷里丁“纵兵杀掠”近一个月，于四月押三旦八和所掳男丁退回泉州。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泉州市舶提举那兀纳突然起杀阿迷里丁，接收其部队，占据泉州。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五月，“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新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余众航海还据泉州。”（《元史·卷46·本纪第46·顺帝》）

至正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363-1365年） 那兀纳多次发兵攻惠安、仙游、兴化等地，杀人劫物。兵祸连年，庶民涂炭。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福建行省左丞陈友定奉命讨伐那兀纳。陈友定令兴化守将柳伯顺、林珙率水军，自率步骑兵，从水陆两路南下泉州。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省军兵临泉州。千户金吉、龚名安等人夜开西城门引入，叛军首领那兀纳被擒斩。泉州长达10年的“亦思巴奚兵乱”平息。

由于10年的异族叛乱，致使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开始冷落。

亦思巴奚战乱的性质

1、波斯军队势力扩张说

史家张星烺认为，这场战乱是“波斯军队驻泉州”发起的，反映“外国人在泉州势力之大，可知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6年）

2、反元起义说

吴文良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反元起义”性质。（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建立亦思法杭王国说

朱维干提出，这场战乱是驻泉州的波斯人“要在沿海一带，建立一个亦思法杭王国。”（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 庄为玑也认为，驻泉州的波斯人“打算割据泉州港，建立一个所谓亦思法杭的独立王国。”（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第四期，1980年）

4、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战争说

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刚筹建时，在东海法石乡圣殿柳公砌发现一方汉式墓碑，上刻汉字与一行阿拉伯文字，系一回族人墓碑。1978年，该墓碑收回由泉州海交馆保存，但已断为两截。

墓碑上的文字由四部分组成：①右上角竖刻篆体“坡庭”（地名，隶晋江县），左上角竖刻篆体“百奇”（即白崎，地名，隶惠安县）。②在“坡庭”、“百奇”之间，横刻一行阿拉伯文字。③在“坡庭”左下刻“晋”字（指晋江县），在“百奇”右下刻“惠”字（指惠安县）。④在“晋”、“惠”两字之间的墓碑中部，竖刻楷书“元郭氏世祖坟茔”七字。

对墓碑上的那行阿拉伯文字，有不同的两种译文： 第一种译为“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并据此推断此为波斯人名字，该墓主为波斯人。 第二种译为“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认为“纳姆”（nam）在波斯文中的含义为“著名的”，因此这行波斯文可译为“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陈达生《回族郭姓家族墓碑石刻》进而推论出：“此墓为二世祖郭子洪安葬之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六》，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陈达生在《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四期，1982年）一文据第二种译文认为，郭子洪是波斯人，是惠安县白崎乡郭姓回族二世祖。从“纳姆”波斯文意为“著名的”推断，“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被尊奉为领袖，郭系的创始人，据其教意，郭姓子孙只须瞻礼其墓而不必去祭圣墓……即要么郭姓与敬奉圣墓的穆斯林派别不同。”意即白崎郭氏穆斯林是什叶派，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蒲派）为逊尼派。（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祠堂·百崎回族郭氏家庙》、《泉州古墓·圣墓》、《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既然不同，陈达生进一步认为，郭子洪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参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白崎郭氏世祖是跟元末“金吉与赛甫丁、阿迷里丁同派，源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扬州来合必军，即波斯军……反之蒲寿庚、那兀纳则属于逊尼派，来自阿拉伯。”

因此得出结论，亦思巴奚战乱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战争。“至南宋末，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逊尼派形成势力集团……并逐步排斥什叶派。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属什叶派……但仍无法与掌握实权的蒲派匹敌。”而“什叶派以赛甫丁、阿迷里丁为首夺逊尼派（蒲）的权，控制泉州，包括市舶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逊尼派以那兀纳为首反攻，杀阿迷里丁……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什叶派以金吉为首，协助陈友定杀那兀纳，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不同意陈达生关于“亦思巴奚战乱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战争”的论断。其理由：

第一，由扬州调来的合必军是蒙古军，不是波斯军，“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至至正十七年（1357年），事隔七十五年，查遍元史、省志、地志，未见至元十九年从扬州调来戍泉州的合必军与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有任何牵连。”

第二，“伊斯兰教出现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教派甚早，但从神学角度讲，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并不大。几个世纪来，宗教的分歧一直潜伏者。自从公元1502年，伊朗国王伊斯玛仪把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国教，什叶派在波斯国成为多数，势力大增，与逊尼派争正统的斗争才明显化，亦即在16世纪之前，什叶派和逊尼派有几个世纪潜伏者分歧，而无明显的争斗。因此更不可能在在远东的沿海泉州，早在13世纪至14世纪（即宋、元时代）出现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长达十年之久反复厮杀。”

第三，“惠安白崎郭氏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没有什么不同，亦即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什叶派（郭氏穆斯林）和逊尼派（清净寺穆斯林）的教派不同。”

一是“查阅白崎郭氏四房二支族谱，发现明、清时期泉州回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穆斯林联姻更为密切”，而“泉州清净寺的穆斯林是敬奉灵山圣墓的”。

二是“从泉州穆斯林和回民墓葬的地点看，亦证明宋、元时代不存在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斗争。”“据惠安白崎郭氏四房二支族谱记载，明、清时期郭氏葬灵山圣墓区的也多达数十人。”族谱中还有“圣墓乡灵山公墓”的记述，“则知灵山圣墓自宋至明、清就为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的公共墓葬区。这就有力地证明，惠安白崎郭氏回族穆斯林同样敬奉灵山圣墓，他们与泉州他姓回族穆斯林没有存在教派的不同。”

三是“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的那行阿拉伯文字。“它仅是一行阿拉伯语字母，但组不成阿拉伯语的字、词。然根据这行字母的音读，则应读为'Yin Go zi ta-gag mou'，即汉语（闽南语）'元郭氏德广墓'的对音。则知墓碑上这一行阿拉伯字母，它是用来拼写汉语的。这是我国明朝时期西北回民为了便于读《古兰经》和《圣训》，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开始时称'消经'，即消化、理解《古兰经》，后音变为'小儿锦'……它不像汉语以北京话音位系统作为拼音的标准，而是使用者按各自的方言去拼写的，所以外地人读不通……引发出多种译文就不足怪了。”墓碑上的那行阿拉伯文字非波斯文，是回民的“小儿锦”；墓主人不是惠安白崎郭氏回族二世祖郭子洪，而是一世祖郭德广。因此，郭德广不是波斯人，也不存在什么什叶派了。

5、元廷派系斗争说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认为：“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完全是元廷争斗帝位斗争在省和路（地方）、县的反映。”（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在这场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中，有巨额舶来货品和巨额课税收入的泉州港，是为争夺的焦点。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巨商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和'以货得参省'的蕃商等，均因协助元朝政府保卫泉州港有功或以舶来货品捐官，而获得义兵万户、市舶司、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卷入元统治者的夺权斗争，从根本上说，赛、阿、那等人，只是被元廷利用而已。”

亦思巴奚战乱的后果

持续10年的“亦思巴奚战乱”，严重地破坏了福建沿海一带的社会秩序、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泉州地区受害尤为严重。

第一，贫困饥谨。

泉州是兵乱的爆发点，“郡城之外，莽为战区”（《岛夷志略·吴鉴序》），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造成民众贫困饥谨，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吃人悲剧。

当时泉州开元寺高僧释大圭《梦观集·吾郡》（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大圭》、《泉南著述·梦观集》）生动真实地描述：“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竞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市近袛今真有虎，物灵犹自避生虫。诸公食肉无充半，急为饥民散腐红！”

第二，文化浩劫。

泉州自古号称“文章之薮”，是文明之邦，典章载籍浩瀚，在这次兵乱中遭受空前浩劫。

宗教文化也惨遭摧残。因教派对立，许多清净寺宇毁于战火，仅存通淮街艾苏哈卜大寺一座。何乔远慨叹：“蒲氏之变，泉郡慨遭兵火，无复遗者”（陈懋仁《泉南杂志·下卷》）。

第三，民族仇杀。

泉州广大人民备受蒲寿庚家族的压榨和“亦思巴奚战乱”的蹂躏，在平叛战争中和乱定之后，激起民族复仇情绪，致使许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传教士和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人士，遭受残酷的杀戮。

《清源金氏族谱·丽史》称：“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哉于猪槽中。”

汉族统治阶级之后也开始实行歧视、压迫色目人的排外政策。如《清源金氏族谱·丽史》载，洪武七年，明太祖鉴于“亦思巴奚”祸乱，在大赦天下的诏旨中特别规定 ：“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

第四，外贸没落。

宋、元时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繁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海港。

“亦思巴奚战乱”的直接后果，就是外商死的死，跑的跑，纷纷回国，不敢再来泉州贸易。中国政府也“严加取缔”，从此番舶不敢进港，商贾不敢抵泉，外商绝迹，盛极一时的泉州港元气大损，一跃不振，降为私商活动和华侨出国的地方性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