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家炉具的演变折射出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儿时镇江许多人家都烧大灶，石浮桥(现京口闸)附近有多家柴火行，沿河边有不少柴火堆供应居民作燃料，用车送柴草上门。那时我家的厨房就有大灶，冬天怕冷我就围着灶台取暖,再则看看烧的是什么好吃的。灶上有两口锅，一大一小，大锅做饭小锅炒菜。大锅做的饭特别香，锅烧开时蒸气氤氲，饭干汤了再加一把火，饭下面就会结上一层锅巴，黄澄澄的锅巴大人小孩都爱吃，用锅巴泡饭还有股香味。

我喜欢坐在灶门口依偎在母亲的身旁看她烧锅。灶膛里芦柴、豆秸噼啪啪在燃烧，看到里面上蹿下跳的火苗就觉着心里暖洋洋的，既新鲜又好玩。扔两个山芋放进灶膛的热灰里去焐，烤熟后再用火钳搛出来，那山芋既香又甜可好吃啦。但锅膛里面的草灰却一定是要扒清的，“人要实，火要空”，锅膛里要通风火才会旺。

灶台的两眼锅中间常常安放着一个烧水的汤罐，大灶有烟囱，汤罐利用烟筒出气的余热能把水烧热，用它刷锅洗碗便很方便。灶头上还有供灶王爷的神龛，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便煮红豆糯米饭送灶，期盼灶老爷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灶台是用板砖砌的，因此要再用石灰抹得雪白，给人以干净清爽的感觉。灶台边会放一口水缸，一是为用水方便(那时厨房里不像现在有自来水)；二是老辈人告诫说：要穷灶口、富水缸，防患于未然。当然，也有人家在院子里烧缸锅腔或歪嘴炉子用硬柴的，由于没有烟筒加柴烧时烟向外乱冒，便会熏得到处黑乎乎的，有时风向不对，做饭的人便要经受烟熏火燎，把自己搞成三花脸也是常事。

我长大后因家中住房紧张，就拆掉大灶改建成我的卧室，家里开始用煤球炉子。对于镇江的普通家庭来说，上世纪50年代烧煤才普遍推广。早先使用的炉子矮小，烧的煤是扁椭球形的，如有鸡蛋般大小。上世纪50年代末经济炉得到推广，经济炉烧的是有12个眼的煤饼，北方人称为蜂窝煤。因燃烧充分，经济炉很快得到普及。

在计划经济时代蜂窝煤是要凭煤炭券供应的，人口少的每月80个，平均每天还不到3个；人口多的人家每月100——120个，也是稍微大意就不够烧。

烧煤球炉麻烦的事可多着哩。首当其冲的是生炉子。清早打开门窗，呼吸到的不是新鲜空气而是呛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或天井、院子里生炉子，煤烟四处乱窜。沿街的住户就干脆在马路边生炉子，一路上浓烟滚滚，碰上阴雨潮湿天更是到处烟雾弥漫。雪上加霜的是，有人将才点燃的木柴上压着煤饼，导致青烟弥漫，是名副其实的“烟火人生”。生炉子也有一定的技巧。平常得储备些劈柴、晒干的毛豆壳以及废纸盒等引火材料，否则到时准会手忙脚乱。不谙家务事的年轻人常常扇子扇得手发酸也未必能生着炉子。

如何让每月定量的煤球满足一家人的需求，就更见家庭主妇的功力了。能干的主妇应付自如，下班后开炉子先烧水再煮饭然后炒菜烧汤，一环扣一环顺序有条不紊，晚饭后或炖汤煨肉或烧水洗脸洗脚安排得井井有条；生两炉子在家里也能办酒，一点不耽搁开席，煎炸熘炒轮番上菜，大伙儿一样吃得满意。要做到这样，其实连炉门留多大的缝都是有讲究的。留大了，煤球烧过了接不上火，留小了，火上不来耽误烧饭，不是吃夹生饭就是烧不熟菜。如闷熄了火麻烦就更大了，常有人家因煤球炉的火上不来影响开饭耽搁上班、上学，导致吵嘴等家庭矛盾。

另一桩麻烦事就是买煤球。这被视为家务劳动中的重体力活，一般家庭没有箩筐篓子只得用大菜篮去拎，菜篮最多盛40个煤球，100多个煤球要分2——3次才能拎回家，实在累得真够呛。这样费力又不方便的苦工，我做了很多年，直到我后来用废旧钢筋做了两个煤球篓子挂在自行车上，我家买煤球才稍方便些。

煤油炉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但后来不知为何销声匿迹了，大概与煤油供不应求有关。上世纪七十年代煤油炉又流行起来，不过在镇江的商店却很难买到，许多人都是自己找材料动手做。煤油炉烧个夜宵或应急炒个菜挺方便，但它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煤油要凭票供应，每月才一斤，使用受到限制；其次是一斤煤油要花三角多，不经烧且成本偏高，不适合家庭日常使用；此外，自制的煤油炉安全性也堪忧。

液化气灶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镇江陆续出现。不少家庭将煤球炉和液化气灶搭配使用，煤球炉烧水烧饭、炖汤煨肉；液化气灶则炒菜、热菜，使做饭的速度加快了许多。后来，管道煤气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今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水壶更是家家都有……做饭有时也成了一种乐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