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由于那时的国民党人强烈亲共，鼓动排外，对外国人尤其是教会及传教士屡施暴行，终于刺痛了美国、英国和其他缔约国。各国开始仓促部署保护行动。开进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军队已超过了两万人，路上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来。

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部分排外派在城里大肆劫掠，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掠和焚毁。最后，一群美国和欧洲难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驻地美孚山。在此，他们又遭到攻击，长江上的美英两国军舰于是赶来救援，舰炮齐射，形成一个半圆的火力保护圈，难民趁机从高大的城墙上顺绳而下，逃往江边，由登陆部队接应，用小汽艇送到军舰上。

那时，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两艘日本军舰，听到交火的声音后，火速赶来，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对中方的战斗，但抵达现场时，炮击已告结束。两名日本舰长因为来迟而懊悔不迭，居然为此哭开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因此，我自然要浓墨重彩处理这个故事，遂在《英文导报》头版使用了八栏的大标题，导语则用了双栏粗体字。

第二天，好戏上场了。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见里面赫然坐着《英文导报》的三个董事：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半教会性质的北京语言学院校长佩特斯(W. B. Pettus)博士。

三个人由司徒雷登博士为发言人，所以他先开腔道：“我们来的目的，是抗议你把《英文导报》搞成一份不可饶恕的耸人听闻的报纸。你把南京事件的新闻放在了头版，还用了危言耸听的大标题，你难辞其咎。如果这件事非报道不可，那也应该把它放在内页里，只用单栏的标题就够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们又把抗议内容重复一遍后，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论，就好比试着与童子说理。我告诉他们，这条新闻是头等重要的。自二十六年前义和团叛乱以来，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向中国人开火，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要占据头版位置。我指出，美国及欧洲的所有报纸，肯定会把轰炸南京的新闻置于当天最显著的位置。

他们的依据则是，本次事件必将损害中国人对美欧人士的亲善之情，从而损害他们各自的事业，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因此，这类新闻必须封杀，或小而化之。

最后，双方搞得剑拔弩张，于是我拿出与克拉克的书面协议，上面言之凿凿，授权我全面掌控办报方针及新闻版面。我对访客们直言，如果不收回抗议，二十四小时一过，我就拂袖而去。而如果他们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议，那我就当场辞职。

事后，我与这三位先生便再未谋面。直到来年开春，我才因为一件急事，又找了他们三人一次。由于此事可能危及报纸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所以必须找他们面商。

这场危机与北京《英文导报》(及该报代理总编)是息息相关的。事情的缘起，是1927年春对俄国大使馆的一次突袭。那时，张作霖大帅已从满洲移往北京，京津一带尽归他掌控。他的盟友是臭名昭著、苦力出身的张宗昌，占据了人口三千万的山东省。

而蒋介石则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坐拥长江下游的人力与财源，正在同汉口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闹分裂。这种背景下，北京使馆区内的俄国使馆开始招来列强及中国当局的怀疑，被认为窝藏着大量中共党员，并到处策划阴谋，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各缔约国。

按当时的规定，所有携带武器的中国人，乃至各类中国军警人员，一概不得进入使馆区的大门。中方政要来访时，保镖可以随行，但必须临时解除武装。因此，各缔约国的大使及公使们自然无法自己组织武装力量，对受到怀疑的俄国使馆实行突袭。于是，他们便默许张作霖手下的军人进入使馆区，突袭了俄国使馆。而照理，该使馆是享有不可侵犯的外交豁免权的。

突袭让苏联使馆人员及藏匿其中的中共党人措手不及。尽管苏联人试图销毁卷宗，当局依然查获了大量文件。苏联人在一幢使馆房屋外设置了障碍，将文件堆进壁炉里，浇上煤油点燃。但中方军警急中生智，用水桶接水后，从烟囱浇下，挫败了俄国人的企图。

大量中共党人被捕，在叫骂声中被拖过使馆区的街道，进入中国辖区。其中有两名被捕者是模样标致的年轻女子。所有人都被长期监禁，受尽酷刑的折磨，想迫使他们招出同伙。最后，他们全被绞死。

此事当然成了全球所有报纸的头版新闻。但对于北京《英文导报》来说，却造成了特殊难题。因为在当局查获的文件中，赫然发现了克拉克给冯玉祥的多封信件。那时冯玉祥仍驻扎在张家口，以亲苏著称。其中的一封信是克拉克催促冯氏支付“协议规定的一万五千美元预付款”。此外，当局还查获了克拉克签署的许多收据，显示俄国人代表冯玉祥每月向克拉克支付补贴。

要知道，北京《英文导报》是美国公司的资产，部分股东还是中国人。它的出版虽受治外法权保护，报社地址却在北京城里，受张作霖管辖。过去一年里，张作霖的部队一直与冯部断续交战，而这份报纸居然每月在接受冯玉祥的补贴。另外，此事一出，那些攻击克拉克是“粉色”，甚至说他是货真价实的“赤色分子”的人，不免又要得到新的口实。

于是，我立即电话约见司徒雷登、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彼得斯博士。中午刚过，他们便率其他董事一起跟我碰头。我告诉他们，查获这些文件的新闻，次日将出现在《英文导报》的头版。他们听了，震惊不已，咸表反对。但我指出，同样的新闻，必将出现在天津、上海、香港和马尼拉的所有英文报的头版。如果《英文导报》不依据新闻本身的价值，重点报道此事的话，便等于是默认有罪。

当时，克拉克正在从芝加哥去温哥华的路上，准备在那里坐船回中国。我要求董事会立即电告他详情，巨细不遗。更重要者，让他回电，就被查获的文件一事，作出解释或辩解。

董事们都犹豫不决。他们不想浪费钱，也不想给克拉克造成“不必要的担忧”。他们以为，克拉克返京后，应可以对情况作出更有力的应对。

我再一次指出，对如此严重事态，等四个星期后再发表辩解，决计抵不过原来的新闻造成的影响。我希望董事们能明白，如果克拉克对那些看似可疑的交易自有其说法，则他的说法必须在消息出现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表，最多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但他们置之不理。

此事发生后，《英文导报》的生意即刻一落千丈。广告预约被收回，订户都赌气取消订阅，外接的印刷业务则跑到了别人家。对于北京另一家英文晨报北京《标准报》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标准报》公开承认为日本人拥有，资金来自庚子赔款中的对日赔款部分，并说办报是为“促进中日文化关系”。其实，《标准报》是名副其实的日本宣传喉舌，对加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居功至伟。

克拉克于初夏回到北京。他抵京八天后，我们双方商定，同意我脱离北京《英文导报》。他的秘密交易因苏联使馆事件而泄露后，惹起了众怒，许多美英人士在街上遇到他，都拒绝搭理。我对克拉克一家被社会隔绝，深表同情，便在他们抵达后的数日，邀请他们参加了在Wagons-Lits旅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晚餐会。但在餐厅里，所有旧友都对他们一家不理不睬，让我也为之蒙羞。

初夏，我搬出了克拉克家的大四合院，住进了北方旅馆的一个套间，开始重新寻找工作。九个月的北京生活，使我愈发坚定了决心，要留守中国，有始有终地看完整出戏。

　　文章摘自《民国采访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