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拖小”上的小学。“拖小”就是镇江“拖板桥小学”，设在一片棚户区中。学生多数来自这个棚户区。我同学的父亲中，当铁匠、木匠的，在厂里当翻砂工、水电工的，开烧饼店、做裁缝、摆小摊的都有。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学生构成，决定了“拖小”只能是一所平民小学。
当年，每天早上，都有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同学。从这儿经过的街坊邻居，挎竹篮的、挑水桶的、买早点的、上班的，一般都是侧身送给老师一个微笑，就悄悄走开。这所小学的上学、放学，还有升旗仪式上孩子们的歌声，是这个平民街区屈指可数的文化景观。
离学校不远，还有另一处文化景观，那是一家说书的园子，专说扬州评话。这表明，即便是棚户区，也不一定就是文化沙漠。
这家园子叫鸿翠书场，是个能听书的茶馆。别看名字有点儿脂粉，其实客人都是这个棚户区的老住户，一帮子下里巴人。他们坐在这儿喝茶，偶尔吃包花生米，或嚼块十二圩的五香茶干，就听台上的艺人说古道今。网上有一张鸿翠书场营业报表的影印件，日期是1963年9月30日。这一天说的是扬州评话“开篇雷锋”和“秦琼卖马”。雷锋和秦琼，这样的搭配是不是有点意思？1963年，我是“拖小”五年级的小学生，脖子上戴着红领巾。
书场斜对面有块空地。对于棚户区，这块空地具有非凡的意义。大人们凑在这儿说闲话，小青年用粉笔画出一个大圆圈，这里就是摔跤习武的场所，放学后，我们将书包扔在地上，在这儿滚铁环、打石球、拍洋画，要不就是用弹弓打仗。
空地附近住着我的一个同学，他家有几本带画儿的“三国”“水浒”。有一阵，一放学，我就闪进同学家，趴在小桌上，用一种透明的纸，描那些老书上的绣像人物。那些骑大马，扛大刀，帽盔上镶有绒球的古代将军，当时曾那么深沉地迷惑过我。
一所学校，被许多破旧房屋重重包围，这样的环境，其实相当不理想。但这是大人的观点，作为小学生，我认为我的小学处在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上学的路上，有书场，有空地，有火花四溅的铁匠铺，还有繁忙的水井，半埋在地下的碉堡，当街叫卖的回炉干。稍微多绕点儿路，就到了一条河边。河是古运河，河上没有桥，只有一条小小的摆渡船。坐船要花钱，我们没钱，就偷偷掰人家长在河边的向日葵，要不就是捡些瓦片打水漂。这两种游戏都是免费的。上学途中有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让我觉得无比快乐。这份快乐也陪着我一起走进学校，并影响了我对学习的基本看法。真的，在小学阶段，我从来不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事。我能早早就树立如此正确的学习观，不感谢这片棚户区，我就太忘恩负义了。
我的小学原来是座庙。庙中大殿用砖头一隔就成了几间教室。谁也想不到，这样的教室竟然具有歌剧院的声响效果。老师讲课，就像对着山谷喊话，嗡嗡地，颇有余音绕梁的意思。但这种效果我们不喜欢。上课时我们偷偷讲话的声音，有时会被不恰当地放大，成为老师惩罚我们的理由。出于保护我们的自私目的，我们就做一些不会发出声音的小动作，比如偷看小人书，画坦克兵舰，或者搓个纸团砸砸前排的同学。
我们学校没有钢琴，只有风琴；我们学校只有一架风琴，没有第二架风琴；我们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大家都在各自的教室里唱歌。以上三条，雄辩地证明，“拖小”确实是所平民小学。轮到哪个班级上音乐课，音乐老师和风琴就会出现在那儿。老师有腿，自己会走到该去的那间教室，风琴怎么去呢？告诉你吧，它是同学们抬去的。风琴很沉，抬风琴是标准的重体力活，但我们男生特喜欢做这事。每逢音乐课，用不着老师分派，大家都抢着去，喊着号子，十来条小胳膊就把大风琴抬跑了。那么热闹，就像抬花轿。小孩抬这么重的物件，不会不累吧，但这帮小孩也在这种充满乐感的集体协作中，成功体验到劳动的快乐。
教我们唱歌的是郭老师，他也是全校唯一的音乐老师。他弹琴时，既不看琴键，也不看学生，他的身子有点后仰，顺着他的视线，他看到的应当是天花板。郭老师虽说不看我们，但我们也不趁机调皮捣蛋，至今我也无法想出其中的原因。也许是郭老师的声音好听，也许是郭老师从不罚我们站在墙角，也许是我们爱唱歌……总之，不知不觉间，郭老师成了小学阶段我最尊敬的老师。
后来看《早春二月》的电影，突然发现郭老师和电影中的孙道临很像，穿长衫，戴围巾，就像是从民国走出来的人。一身的民国气质。是不是这种无法清晰表述的另一时代的气质，让我永远记住了这位教唱歌的老先生呢？
现在要找这所小学已不可能。几年前，它随同这片棚户区一块消失了。我和这所小学和这片棚户区做了大几十年的朋友，相互尊敬，相互提携，轮到拆迁了，还是难舍难分，手拉着手，一块儿走向了终点。终点就是被夷为平地，变成一张白纸，然后用钢筋水泥在纸上画画。不出所料，这儿成了住宅区，竖起了好多高层大楼。因为邻近古运河，这个楼盘的名称中就出现了“江南”。不熟悉这段历史的，怎么也想不到，这儿原本竟是黑压压的棚户区。尤为想不到的是，棚户区中间还夹杂了一所小学，许多平民子弟在这儿识了字，识了数，会唱歌了，会看书了。这就是成长。我就是在这个小学慢慢长大的。
它叫“拖小”。今天念这个校名，还是觉得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