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七年的一个春天，江南的堤岸绿了，大运河上一只小船载着状元王仁堪来到了他曾数次路过的地方——镇江。几个月前，还是京官的王仁堪突然接到旨意外调地方任镇江知府，同僚相顾愕然，纷纷猜测盖因其“违忤当局”，故有是任。两年前，江淮苦旱，京师地震，盛京大水，各地灾民数以百万，又值京城太和门火灾，官民惊恐无状，年届不惑的王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鸿勋等上疏进谏，极力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复颐和园作为游乐之所，并要求朝廷“开诚布公，求直言敢谏之士”，以振士气，通下情，成内治，攘外患。言辞极为激烈，得罪了当政权贵。这是王仁堪在光绪五年上疏弹劾使臣崇厚擅自向俄罗斯割让伊犁之后的又一次影响甚巨的谏诤，上次的慷慨陈词，虽然获得时论的嘉许，然而，王仁堪直言不讳的谏诤却得罪了权贵，不久便被外放山西做学政。十年间，王仁堪历官贵州乡试副考官、教习庶吉士、江南乡试副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等，都能敬业奉职，为国家选拔出许多后来足以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如梁启超、徐世昌等。事隔多年，复任京官的王仁堪又一次因极言诤谏被外放地方。然而，王仁堪不以为意，留下了“圣明无弃材，中外不歧视”的留别诸友诗句，便赴任镇江。

然而，到任不到五天的王仁堪便遇上了震惊中外的丹阳教案。丹阳百姓在违约私办育婴局的天主堂后园中发现七十余具死孩尸骨，一时谣言四起，群情激奋，焚毁教堂。长江下游诸地也纷纷出现各种抵抗洋教的群众运动，引起教民和各国公使的惊恐，立即向清政府施压，江苏巡抚被迫下令弹压。王仁堪上疏请求结案“曲贷愚民之罪，以安众心，别给抚恤之资，以赡彼族，实于民教两有裨益，并请奏定保护教堂律例，以安中外而平冤愤。”最终平息了事态的恶化。当时，长江会匪煽动，洋人滋事，百姓惊扰，王仁堪亲自巡防，经常通宵不寐，并上疏两江总督移文各国领事制定章程，洋人为非滋事，亦照中国百姓定罪，百姓因此得以安枕。王仁堪还为镇江育婴、恤嫠、救生等善堂制定规章，使诸废毕兴，穷苦百姓得以全济。王仁堪为了解镇江百姓疾苦，“巡行险阻穷僻，靡不周览”，并带头捐献俸禄开设渠塘，富商感愧，争相捐款，王仁堪亲率邑民开塘二千三百多处，沟渠闸坝数以百计。事事亲为，积劳成疾仍强起视事不辍。这年夏天，镇江大旱，飞蝗遍野，王仁堪亲自至田间督捕，“病几殆，犹据床作捕蝗议”，并上疏切谏，得旨可截留漕粮赈济饥民，全活饥民二十余万，百姓感念如再生父母。王仁堪并募集赈款，筹办善后，制定备荒诸政，逐项开支均有征信记录可考，赈款尚有存者，即以余款生息，四十年后仍能遗泽百姓。

救贫济困的同时，王仁堪还在府前创办南泠学舍，在北固山下复兴宝晋书院，在各区分立义塾，教化百姓，开启民智。将埋没于泥沙之下的“天下第一泉”中泠泉重新搜剔出来，修石栏、建屋宇，植柳种荷，以存古迹，惠泽至今。王仁堪为百姓鞠躬尽瘁，然而，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因前任留下的府署多有坍塌，王仁堪率老母、家小到署，对房屋节俭修理，资费尚缺，只好请求借廉捐修衙署，分年偿还，足见王仁堪生活之拮据。

光绪十九年，王仁堪在镇江任满，考绩全省第一，调苏州府任知府，镇江士民遮道乞留，甚至有乡民泣于府署外，丹徒县令王芝兰询问，乡民回答：“闻贤父母去郡，故痛心耳。”王仁堪至苏州，苏州百姓甚为欢欣，至苏州仅两个多月竟审理积案七百余起，然而，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在苏州任上仅三月，即溘然离世，年仅四十四岁。噩耗传至镇江，镇江人民“士废业，商罢市，野辍耕，无不欷歔流涕”，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光绪帝下诏破例立即宣付国史馆立传，镇江士绅上奏请求将王仁堪木主入祀于南泠学舍，以“上妥幽灵，下纾民望”。近代著名文化学家、历史学家丹徒柳诒徵在《王苏州遗书补编·跋》中写道：“欲操笔而怆惘，不能下者久之。”这也代表了所有镇江人民对王仁堪的深厚感情。民国总统徐世昌在《王苏州遗书补编·序》中评论道：“珠纵沈而光暎，桂既折而香留。异代相望，其人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