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皇帝下诏，成立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任务以来，先后从翰林院、内阁、国子监和南巡所到之处选拔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分别担任该书的总裁、纂修、提调和分校官。其中，镇江人鲍之钟就是被乾隆皇帝选中，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被选为四库全书馆内的分校官。

鲍之钟，清代诗人。字论山，一字礼凫，号雅堂，江苏丹徒人，著有《论山诗钞》等。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鲍皋，字步江，号海门，是国子监的生员，也是“京口三诗人”之一。乾隆元年（1736年），鲍皋被推荐参加朝廷的应试，举博学鸿词，因病而辞。鲍皋不仅自己能写得一手好诗，他的儿子鲍之钟和三个女儿鲍之芬、鲍之蕙、鲍之兰都能吟诗，“一门风雅，为时所称”。鲍之钟少负俊才，文采秀逸，以一首《初月赋》而闻名于乡里，被当时的学官刘墉赏识。乾隆皇帝南巡时，他被推荐献上诗赋，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考中进士，以后多次外放考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到贵州担任了乡试副主考，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又担任了广东乡试的副主考，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担任了会试的同考官。

鲍之钟多次担任过考官，阅卷拔人，但自己却在参加科考时遇到了麻烦。清人陈康祺撰写的《郎潜纪闻》是一部內容丰富，材料广泛的史料笔记，其中讲了一段鲍之钟在会试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说是在乾隆三十四年会试后，皇帝在阅看朝考进呈的卷子时，对以拟取前列的严本、王世维、鲍之钟、程沅的卷子发生了怀疑，认为有隐藏名姓字样，迹涉关节之嫌。

第一名的试卷里有此句：“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第一名的名字叫严本。第二名卷里有：“维皇降衷”名字叫王世维，皇，王也。第三名“包含上下”，考生叫鲍之钟。鲍，包也，在上下，在其中也。这些到底是附会，还是作弊，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幸运的乾隆没有就此兴大狱，从宽免究。但乾隆皇帝心里显然是有疑问的，他要求军机大臣会同原看官重新阅了一遍全部考生的试卷。结果是原来的前三名，最后被排到倒数的位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是个谜。

鲍之钟被选入四库全书馆，与乾隆南巡有关。皇帝出巡不仅游山玩水，也重视发现人才。他第一次南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都有增加。这些人才，有的成为政界重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名家。

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据史料记载，当时被选到四库全书馆任事的官员有17人，其中鲍之钟也被挑选到四库全书馆担任分校官。

在四库全书馆担任分校官，即是一种荣誉和谋生的手段，也是要负相当责任的。稍有分心，就会受到罚俸、降官的处罚。虽然干好了，也可以升官，进翰林，得到品尝皇帝颁发哈密瓜的机会；但更多的是受到处罚。在编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担任校勘的人员逃过处罚的。即使是饱学之士也难以幸免。当时四库全书的校勘有一套严格的赏罚管理制度，有功者赏，出错者罚，一般每三个月就会考核一次，发现错误及时更改。总裁错至三次，复校错至两次者，均要交部察验。书内发现错误，总校要记过一次，分校要记过二次。后由于总校校勘的书较多，容易出错，标准稍有放宽，同总裁相同，对照错处满三次交部察验，然后视出错的程度，给予降职、罚俸的处罚。如有一次考核，担任总校的孙溶被记过三百七十次，何思筠被记过二百九十三次，徐以坤被记过二百六十五次。而分校最多的康仪均为七十八次，最少的王念孙为二次。一次就有好几十人送部察验，领受处罚。在分校官中，鲍之钟得到过品尝皇帝颁发哈密瓜的机会，也受到过记过两次交部罚俸的处分，但和其他分校官来比，他受的处罚还算是轻的。

鲍之钟居官以风骨闻。在四库全书馆散官后，他升到了户部郎中。但由于受到了权臣和坤的压制，止步不前，官职再也没有动过。晚年，他喜欢流连诗酒，以结交文友为乐。在京城时，他与洪亮吉、吴锡麒、赵怀玉唱酬最密，法式善称为“诗龛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