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谷堂”敞厅，曾是“田桥小学”的教室，也曾是学校的礼堂，是全村人的会堂。它记录着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村N多重大事件，如今两边的板壁上还留着大幅的“文革”标语，依然色彩鲜艳。

沙腰河北起镇江丹徒圌山东北脚下三五里路外的长江边，蜿蜒曲折流穿大路镇，继续往东南方向缓缓流淌，最终分别在镇江姚桥东面的“姚桥港”和儒里东南处的“王里桥”汇入长江。

依偎在沙腰河畔的“田家桥”村曾有数座深宅大院，如今仅存的四座宅院在沙腰河西岸，沿着河流走势逐一排开，紧密相接。从北往南紧密相连的四座老宅分别被称作：积善堂、树德堂、余庆堂、贻谷堂。其中“树德堂”最“年长”，“贻谷堂”位于最南面，也最“年轻”。“贻谷堂”虽被人们称作“新屋里”，但也已有近200年的“高寿”并进入到“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名录”。

“贻谷堂”的由来

“贻谷堂”外表看起来很普通，坐东朝西，“三进五开间”，每进之间两侧都有厢房，门脸也不高大，但是进入大门后，就越发觉得开朗起来。

第二进是宽敞的三间大厅，家族议事祭祖都集中在此。当年大厅上方挂着“经魁”、“贻谷堂”、“德寿双高”等许多匾额，享誉一方。

在大厅东面，可见高大的门楼端庄耸立。门楼第二层额枋上“耕读传家”的门额，如今依然圆润方正、清晰可见。门楼上下的“松、竹、梅”及其他各种砖雕、石雕中规中矩，讲究对称。由此可见当年建房者应是个恪守传统文化之人，他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耕读”之中。大厅北边耳房里还开辟出了一处幽静的独门小院，建造者将其当作书房，并取名“自怡斋”，专供家族后代专心读书。

被田家后人尊崇为“六太爷”的田庆荣，是位武举人。据清光绪《丹徒县志》记载：“田庆荣，道光二十四年（1845）、甲辰、恩科，武举。”当年曾有在“贻谷堂”构建“走马楼”计划，但不知是时局的变化，还是兄弟间的纷争，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

“贻谷堂”人恪守祖训，以“儒学为正”，读书求取功名，经商伺农创业，修身齐家睦族，田家后人依照“昌、德、为、仁”等字排辈分，就是最好的写照。然倭寇侵扰，“贻谷堂”的五房田家后人，没有哪房能“独善其身”。

投身抗日的“贻谷堂”

田德清是“德”字辈中的老幺。抗日战事让他16岁时中断了在镇江城里的学业，一番颠簸后他通过与共产党人的交往走上了一条抗日救国之路。

当时任“中共十地委”副书记的杨斌是其入党介绍人，后来田德清又接受王龙（曾被任命为中共镇江第一任市长，上任前牺牲）的指派，在汪伪第三师八团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与山北县长赵文豹结下终身友情，“贻谷堂”也成为赵县长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当时大路镇上驻扎着日军和伪军，在“贻谷堂”老宅的屋顶可看到大路街上的任何动静。赵文豹在他的《坚持山北斗争的回忆》里说：“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大路来了一二十个鬼子，向田桥方向开来。当时我住在田德清同志家里。”“一九四四年以后，我经常住田德清家。一九四八年春节，我就是住在田德清阁上过年的，他家阁上可以上屋顶。”田德清成亲后，新房便成为最好的掩护。老宅里有位长辈奶奶，见他们房间窗帘白天也总是严丝合缝地垂挂着，曾打趣说：“你们真要好，大白天窗帘也不拉开。”田德清的妻子如今尚在，她回忆说：“那时赵文豹、陆九皋、陈庆荣等人，常常在房间里打牌、谈事，外面稍有动静，他（指赵）立即上阁，我就替他打。”

其实，“贻谷堂”里的人多少还是有点数，但是从来没人打听什么，他们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多嘴”、“瞎说”。田德清家每次总会多做点饭菜，把饭菜送到房间门口，让田德清夫妻将饭菜接进去，送饭人从来不进门，也不多问一句话。

有一年春节清晨，天色微明唱麒麟的人就来到大敞厅。不知老宅里的谁，瞥见阁楼上的墙板缝透出微弱的灯光，十分着急。外面进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要是街上的鬼子、伪军来了，阁楼上的人一个也跑不掉。情急之中，老宅里的其他人赶紧设法提醒阁楼上的人将灯熄灭，终于免遭一场大祸！事后得知，赵文豹、聂老虎等人当时都在阁楼上。

从“贻谷堂”到“田桥小学”

早在抗战前“田家桥”就有东塾、西塾。“沦陷”后，“东塾”停办，西塾只授蒙童。

“贻谷堂”的有识之士胸怀宽阔，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春即着手办校，自筹自建，在“贻谷堂”的“自怡斋”原址上办起了“田桥小学”。为了学校的建设，他们还会同社会贤达人士分头向上海和本地募捐筹款，当时的山北县长赵文豹也赞助了两石米的捐款。

为了田桥小学的创建，“贻谷堂”人积极支持：“各户人家把堆灰积肥的一片场地，无偿地腾让给学校作活动场所；随着学校教学的不断发展，学生人数激增，建校第二年，又将敞厅借给学校作教室；三房田为哉家的三间柴屋也借给学校作教室。”

田桥小学的建成，不仅给全村孩子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也给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学校开创初期，办起了“地下读书会”。读物有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有《文萃》、《周报》、《民主》，有“苏共”以苏商名义向国际间发行的《时代》等报刊书籍，以秘密传播革命思想和中共共产党的主张，这些也成为田桥小学办校的思想基础，使学校师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并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向周围群众宣传进步思想。

田桥小学的建成也给安排和掩护地下党人的活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948年，学校来的两位年轻教师谢枫、邬建平就是地下党。谢枫是昆明人，初来镇江，属“南京地下市委”所属的“镇江地下工委”的“工委委员”，当时化名郭启贤；邬建平是镇江人，为“镇江地下工委”所属党员，后来化名为邬文海。他们的到来“使镇江地下工委同丹北地区农村党组织有了正常的配合。镇江地下工委搞到了敌人军事机密……军事地图……军事密码，有些重要军事机密材料及时通过中共丹北工委送往苏北解放区。”

　田桥小学老师思想开放，能力很强，不仅对学生有着良好政治教育，在教学上也从不主张“填鸭式”教学，而是实行“因人因材施教”。虽然首届只有五名小学毕业生，但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却让人骄傲：田仁和（当时叫田仁福），后为复旦大学毕业生，吉林大学研究生，曾在北师大任教，后到美国研究现代物理；赵大学和田金荣，均曾是“留苏预备生”，后赵大学在解放军某院校进行导弹研究与教学工作，田金荣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张培贵因家境困难，田桥小学毕业后虽没能继续学业，但若干年后成为上海一家企业职工学校校长，此后又进入上海科技大学深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