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在京江中学读初中时，施景培已是高三年级学生。听同学讲，他在当时的《旅行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镇江名胜景点的文章，我甚是钦佩，悄悄关注起作者，并立即去市图书馆查阅了这篇文章：《镇江的三山》，文章图文并茂，这也可能是最早介绍我市名胜的文章之一，我立刻成了施景培的“粉丝”。我一生与写作结缘，写诗写散文，以后又在高校任教写作课，施景培可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之后各自离校。我与他在校时互不相识，年龄年级相差也大，毕业以后各奔前程，从无联系，但我始终记得“施景培”和他的《镇江的三山》。

后来我便赴山东读书，继又入川，辗转贵州高原，偶然一次回镇，却在街头碰见了施景培，立刻唤起潜意识：“施景培、镇江三山。”心中还诧异：“他怎么也回到镇江？他现在又在何处呢？”那个时代，“到祖国的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口号很响亮，毕业后大多天南海北，留在镇江的很少。不过却没有上前打招呼，心想人家还不认识咱呢。

“文革”期间，我回到镇江闲住，我妻子工作的造纸厂即在我家老宅附近，一次突见施景培走进纸厂，我很好奇，立即向妻子探询：“那个戴鸭舌帽的到你们厂，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妻说：“他是谏壁中学的施老师，他爱人在我们厂。”自此，我得知了施景培的“下落”。我调回镇江后，与他有时在街头相遇，依然是互不相识，形同陌路。

不久前，在九里街又见施景培，见他迎面走来，我们都是70开外的人了，机会不多了，没有必要再矜持与含蓄，产生了不吐不快的冲动，我立即对他喊道：“施景培！”他放缓脚步向我走来。我的反逻辑行为首先要打消他我是街头骗子与疯子的顾虑，于是立刻谈到《镇江三山》，并解释，我们的老伴在同一单位工作，他大为感慨，说想不到我还记得住他的名字，并告知，他现住香江花城，欢迎我去玩。他更想不到眼前的陌生人当了他几十年的默默“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