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10日，是我们这拨下放的人刻骨铭心的日子。镇中、二中、三中，三个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我下放到镇江象山园艺场，一个叫“焦南”的地方，眼前是汪洋一片的荒草芦滩，几座东倒西歪的古堡平房。从1964年下放到1972年回城，我们在这里待了八年的时光。

千亩芦滩变桑园

因知青的到来，“焦南”更名为“蚕桑工区”，苦战一年，我们让千亩芦滩变成了桑园。

第一场硬仗就是割芦柴，一人多高的芦苇，密密麻麻，镰刀握在手中，劲用小了割不下来，劲用大了不小心会割破腿。时间一长，满手血泡，腰酸背痛，头昏眼花。芦苇放倒后要捆扎、要搬运，这才尝到了芦柴根扎脚的厉害，我刚买的一双防滑靴被戳了四个洞。芦滩的水里有血吸虫，大家开始还尽量不沾水，等到鞋子湿透了也就顾不了许多，以至后来一批批人，先后上城治血吸虫病。四天割芦苇炼狱般的洗礼锤炼，让人终生难忘。

割完芦苇就是挑江堤，挖排水沟。寒冬腊月，挑担子的磨肿了肩膀，挖河泥的弯疼了脊梁。有个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镇中有位姓方的女生，因担子太重，爬坡时脚下一滑，整个人面朝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挣扎着站起来时，眼泪水哗哗地往下淌。

千亩芦滩变桑园，多少血汗换来的哟！

我们的衣食住行

蚕桑工区是国营农场建制，比起不少插队知青，我们的衣食住行算是好的。每个月有15元基本工资，一天三顿吃食堂。衣服脏了、破了可以大卷包，休息天带回家。那年月，衣服的功能就是防寒保暖，有套回纺布工作服穿上身就很“帅”了。上城休息最好的“礼服”就是的确良衬衫，外加件涤卡中山装。平时下地穿的衣服，补丁越多越光荣。遇到要挑粪施肥的农活，不少男生能一个星期不洗外衣，干活时往身上一套，下了班将“粪衣”“粪裤”朝屋角一晾。

虽说吃食堂，但伙食单调得令人生厌。早饭老三样，馒头、稀饭、萝卜干；中午三样老，烧青菜、炒包菜、肉丝黄芽菜。夏天加个三分钱冬瓜汤，一烧一大缸。逢年过节聚次餐，不过是六大碗猪八样而已。只有一次例外，有次聚餐吃到了一种通红的红烧肉，这是食堂大师傅卜老头的绝活，用成坛红方腐乳汁烧出来的美味佳肴，名为腐乳肉，那滋味至今令我们念念不忘。体力劳动强度大，个个饭量奇大，一顿能吃一斤饭，眨眼能喝半斤粥的“饭桶”“粥桶”比比皆是。吃得再多也没用，肚子里油水少。田间劳动时，只要听到大堤上“烧饼油条”的吆喝声，大家就会喜形于色，知道老朋友“长气”来了，（长气者，一小贩也，因其叫卖声拖得极长，故得其名）大家立刻一拥而上。

住的屋子极其简陋。刚下乡那会住的是破庙和古炮台，后来盖了三排宿舍，一律人字头平房，夏天奇热，冬天特冷。上下两层的双人床，12个人挤一间。晚上宿舍还兼“政治学习室”，往往是男生去女生宿舍那边，毕竟那边收拾得干净一点。那时没有手机联系，男生到了女生宿舍门口不敢冒失，先在外高声叫道：“好了吗？”里面答曰：“好了！”男生方才鱼贯而入。

最后说行路交通，那时自行车没条件买，公交车是有，虽说车票只有角把钱，但那时能买两块烧饼哩。能省则省，大多数人就靠一双铁脚板，好在沿着江堤抄小路回家也就个把小时路程。那年头还有两句时髦话鼓舞着大家，叫“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

娱乐靠唱歌

衣食住行差一点也就算了，问题是精神生活太贫乏，自娱自乐，大家选择了唱歌。刚下乡时，文革尚未开始，很多“黄色歌曲”还能唱，只要好听，只要能倾诉自己的情感，我们就唱。一人唱，众人和，田间、宿舍、收工路上，晚间纳凉，或引吭高歌，或浅哼低吟。什么《怀念战友》《敖包相会》《缅桂花开十里香》《满山葡萄红艳艳》……后来不知谁弄来一本《外国民歌两百首》，那些感情真挚，曲调悲凉的俄罗斯歌曲，好像专门为了我们当时的心情而写。旋律一起，那歌声就打湿了我们的心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唱着唱着，心里酸楚起来。还有苏联民歌《三套车》，那雄浑苍凉的曲调对每一颗哀伤的心灵都是一种慰藉。尽管远离亲人，尽管前途渺茫，可并不影响我们从《灯光》中找到期待，从《红莓儿花开》中找到青春，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找到温馨，我们坚信自己会沿着那条“曲曲弯弯细又长”的小路一直走到那明媚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