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晚会，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一个晚会用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几千万的费用，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濮存昕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多晚会。（3月5日《东方网》）

晚会多不多，一方面是晚会泛滥的让人想吐，确实多，有的人一个星期收到若干看晚会的邀请函，时间都排不过来，带来的恶果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办个晚会，晚会除了歌舞小品毫无创意，在导致巨额浪费的同时刺激了“公款追星”等腐败问题；另一方面是文化饥渴地连看个晚会的机会也没有，很多人，除了能够在电视上看看晚会之外，一年里可能一场现场观看晚会的机会都没有，随之而来的便是以“脱衣舞”为代表的低俗文化试图去抢占市场。

晚会多与少的矛盾，凸显了的是施政导向的焦虑。晚会多的地方，多是有公权公钱的地方，办出来的晚会是给单位抬面子的，是给领导凸显政绩的，是为了争取上级好感的，而不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和员工精神文化需求的。正因为为群众办晚会，口碑来的慢，领导和上级的表扬不直接，所以那些打着公益旗号的“文化宫”、“文化广场”也都纷纷市场化了，不给广大普通群众提供免费的精神食粮了。

晚会说到底，只是文化符号的一种形式，最关键的还是背后的文化内容。一台好的晚会，必有主旨思想，必有价值追求，必在“情”和“景”上做文章，起到“文以载道”、“文以传道”的作用。但是，价值错位了的晚会，便为了庆祝而庆祝，为了纪念而纪念，为了助兴而助兴，为了欢聚而欢聚，请来几个明星，跳上几曲舞蹈，唱上几首歌曲，说上几个相声，表演两个小品，穿插两个游戏，除此之外，难再有新意，只注重了形式本身，而忽略了内容。

人是社会性动物，所有的人都有文化需求。哪里是文化的沙漠，哪里就是老大难。不断扶贫的农村为何容易返贫？农村妇女为何会因为小事而喝农药？街头混混为什么大多是低学历？农民工为何往往被歧视？……他们在“看看电视、打打麻将”之外，有几人能够享受到“集体性文化活动”的盛宴？晚会在有的地方多了，但对这部分社会下层弱势群众来说，不仅是少了的问题，甚至是没有的问题。

晚会的问题，其实代表的是文化满足群众需求的问题。现在的晚会多了，是属于谁的多了，这是需要厘清的。对多了的，办法很简单，现在全国上下强调预算决算，没有预算的晚会不能办，有预算的办的时候也要管也要查。而对文化缺乏的地方，理应有明确的预算，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晚会”。（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