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养活了全球几十亿人，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种植水稻，中国是世界稻作大国，涌现出许多稻作大家。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镇江也有一位当代稻作大家，他就是原沈阳农业大学一级教授、首批博士生导师、首批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籼粳稻杂交育种、理想株型育种和超高产育种的创始人、1998年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主杨守仁先生。杨守仁在2005年去世。

曾是丹阳皇塘的放牛娃

1912年3月5日，杨守仁出生在丹阳市皇塘镇六家村的一个贫寒农家。父亲是当地的种稻、养猪能手，他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老二，上过私塾，也断断续续放过牛，粗知农活的艰辛。“七七”事变前夕，他以全院唯一甲等生的成绩毕业于前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并被选到前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从此他与水稻结下了不解之缘，萌生了献身稻作科学之梦。

抗战期间，他辗转湖南、贵州、四川等地，抗战胜利后又到台湾从事水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稻作理论与实践基础。留美期间，他潜心多个学科研究与学习，短短三年便取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学成后他心向祖国，毅然回国执教。

1953年，杨守仁奉命从山东农学院举家远赴东北，调入沈阳农学院。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论在什么境遇下，孜孜于教学与科研，时刻不忘传道授业。建国后我国粮食生产几起几落，始终在盲目乐观与悲观失望之间徘徊。在大丰收的1984年，他深刻分析国情，居安思危，奋笔成章，发出了“粮食危言”，并激励晚辈“科技兴农，任重而道远。”

十年浩劫的灾难和丧女之痛没有使他丧失信心，72岁高龄的杨守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足见其拳拳报国之心。

杨守仁很早就离开了家乡，但对家乡依然是十分怀念、热爱的。

在他保存的照片中，珍藏着一张1951年在皇塘六家村八亩塘了解可移动的牛车戽水的照片。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句子，“作者是丹阳人，是吃籼米长大的”、“我在少年时便知水牛爱吃籼稻稻草”、“我是在籼稻粳稻都有的苏南出生的”、“1912年我出生于苏南农村。父兄都是种稻养猪捕鱼能手，兄弟多人唯我是知识分子。”

杨守仁生前还与丹阳市的农业科技人员有过多封书信交流。《杨守仁水稻文选》一书中，就有杨守仁先生与原丹阳市农业局副局长黄崇德的一封通信“对江苏丹阳市近年稻种演变的评议”：“该市稻种的迅速演变，不仅体现了科学技术的作用，而且还显示了市场经济的威力！……丹阳市的籼稻改粳稻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也是改革开放具有明显实效的有说服力的例证。”

先生接下来写道“丹阳是我的故乡，我是吃籼米长大的。现在故乡的人民不吃籼米而改吃粳米了，在我晚年终于亲自看到这一历史巨变，我感到异常的幸运和由衷的高兴！”在黄崇德家，有一幅杨守仁赠予的书法作品：“中国应该是一个水稻高产的国家” ，笔迹刚劲有力，足见先生对中国水稻高产的志向与心路、自信与自豪。他还在签赠给黄崇德的书的扉页上写下了钱学森的“农业的发展也要有中间层次的新的学问。”

更是农业教学科研的名师

“大学者非有高楼大厦之谓也，乃有严师高徒之谓也”，杨守仁始终坚持“严是爱，松是害、教不严，师之惰”的教育传统，几十年的教学、著作、培训、讲学，他所在的稻作研究室培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几十人，甚至还有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生们成为农业教学、科研与生产的骨干，成为改造和影响社会的中坚力量。《稻之梦》是杨守仁先生的一本纪念文集，书中收录有杨先生的学生回忆杨先生的20多篇文章，读来感人至深。他的学生回忆起老师，用的是“往事如烟、恩师难忘”、“教而不厌、诲人不倦”、“严谨治学、殚心育人”、“爱生如子，师恩浩荡”、“治学求实严谨、待人无私仁慈”、“博学古今、泽被远近”、“谆谆教诲、永铭我心”这样一些词语。

陈温福教授是杨守仁先生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生，也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入学后，杨守仁就对陈温福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立即改学并学好英语，因为国际上的科学文献大多是用英文撰写的；二是作物栽培与作物育种两个专业的课程都要学，因为只有博，才能专；三是必须学会种稻，因为不会种稻，就做不好稻作科学研究。1989年，陈温福因晋升副教授受挫，情绪有些消沉，杨守仁立即录赠恩格斯的名言“有所作为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给陈温福，教他如何在逆境和挫折中正确对待自己。而今，陈温福教授任沈阳农业大学水稻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守仁主编过多部农业科学专著。1957年，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教材《作物栽培学》，后来又参加了《中国水稻栽培学》、《东北水稻栽培学》等著作的编写。他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副主编，他组织译校了世界水稻名著《稻的生物学》，近70岁时著有《水稻专题讨论文集》，近80岁时著有《水稻高产栽培及高产育种论丛》，特别是在86岁高龄时，还抱病编辑成其传世之作《杨守仁水稻文选》，丰富了稻作科学文库，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说“固选择自以为应该传下去的精品，适当修正并加以评注，作为我辈对后世的交代。”

水稻栽培育种的大家

杨守仁是生产的实践家。抗战期间，他曾“三上梁山”（四川）、“四去桃源”（湖南），练就了“走江湖”的硬功夫。到沈阳后，他心系东北水稻的发展，特别是辽宁滨海盐碱稻区的开发建设，探索总结出“洗、冲、压、换”四大举世公认的降盐措施，极大促进了当地水稻生产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又率先提出北粳南引的重要研究，成为长江流域部分稻区籼稻改粳稻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

杨守仁十分重视把现代科学知识与传统种稻经验相结合。他提出的水稻“既喜水又怕水”，“水层的有无、深浅是水稻栽培上的重要环境条件”、“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不讲经济效果，不能不讲群众的实际利益”、“稻区绿肥问题是我国水稻生产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可持续性农业中一项应该特别予以重视的问题。”都充满真知灼见。

“具有‘学会和植物说话’的本领（看苗诊断）显然是异常重要的，而这正是种稻能手们颇有经验之处，又正是我们新一代往往眼高手低之处，当然也是书本上很少讲得清楚之处。”先生的话说得多么的好啊！在《杨守仁水稻文选》一书中，这样的文字、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

一个人在一个研究领域取得众所公认的成绩已属不易，而杨守仁却在籼粳稻杂交育种、水稻理想株形育种、水稻超高产育种三个水稻育种的领域做出了众所公认的成绩。

1951年回国后，杨守仁就在大学楼前水泥池内种稻，开展了有意识的籼粳稻杂交育种的研究。根据他提出的理论，沈阳农业大学育成了一大批新株形优异种质与高产品种。《1951-1986年三十六年来，籼粳稻杂交育种的研究及发展》是先生的一篇综述性论文，有英文及日文全文翻译，曾在1989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召开的国际水稻研究会议，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确立了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上的地位。

杨守仁还在水稻理想株形育种和水稻超高产育种领域做了大量开拓型的研究。《水稻理想株形育种的基础研究及其与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比较》是先生关于理想株形育种研究的综述性论文，分别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表。日本学者来访，都随身携带该日译文章，足见其在日本影响之大。

杨守仁提出了举世公认的“理想株形与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水稻超高产育种理论和方法。

1985年，沈阳召开首次水稻理想株形座谈会，理想株形与优势利用相结合成为我国特别是北方粳稻区主要育种理论，促进北方粳稻区育种和单产水平均领先于国内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杨先生不仅勇于探索并发展稻作理论，也敢于坚持真理。对太谷核不育小麦的研究成果的评审意见中，先生认为“不能不慎重考虑‘评价过早、评价过高’问题”、“暂时以不评为好”。

对市面上出现的玉米稻、人工根瘤、遗传工程稻，先生尖锐地指出，所有这些言过其实甚至别有用心的东西，不是误导就是蒙骗。“试想一粒稻谷放在玉米胚的浸出液中泡一下，就能产生‘遗传工程稻’真会有那样的事么？出之于一位副教授，又经知名人士鉴定，我真感到难为情！看来学术界也有‘打假’的必要”、“‘遗传工程稻’之类是否与早些时候的‘人工根瘤’之类乃一样的货色？我们的科学家轻易表态，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可能还要反复重现。”这是何等尖锐的批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