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房姐”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被指在京持20余套房总价近10亿，她“同样是双重身份双户口，另一个身份证名字叫‘龚仙霞’”(1月18日《京华时报》)。

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陶勇，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拿到“假身份”后，先后在安徽合肥、江苏南京分别开设了两个银行账户，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1月18日《市场星报》)。

郑州“房妹”全家双户口还没有完全水落石出，陕西就又出现了一个双户口的“房姐”，当然还有安徽出现的一个双户口公安局局长。这些“孙行者”、“行者孙”们，可谓法力无边分身有术，拔根毫毛就能变成另外一个人，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但万变不离其宗，纵横不出方圆，换名立户都是为了遮掩一个“贪”字。

郑州“房妹”全家双户口的乱象刚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双户口”的把戏只是其一家的独门秘笈，但随着陕西“房姐”及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原局长双户口的曝光，人们才发现这一“秘笈”早已在纵横不出方圆的腐败江湖流行开来，想必这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甚至可以想象有着悠久历史了。

挖腐败这棵萝卜的时候，可以带出双户口的泥，而且现实证明很多萝卜都带有这样的泥，这是因为双户口可以掩人耳目，带着双户口，可以纵横于腐败江湖到全国各地打游击置房产，而又不现真身，有相当大的安全系数。这样看来，腐败与双户口之间在概率上似乎存在着隐隐约约的某种关联，起码在近期出现的一些“冰山一角”的案件中得到了证实，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规律性。

那么反过来说，从具有双户口的人中，是否也可以挖出腐败案件呢？当然可以。因为凡是具有双户口的人，都有不够光明正大的企图，如果这个人是个官员，那么他的企图想必会与某些腐败行为有关。而且，稽查持双户口的人，比直接稽查官员腐败相对容易，按现在公安系统强大的数据互联网，稽查持双户口的人并非难事，技术上早已不存在问题。

但为什么只有从挖腐败案中带出双户口的泥，而没有见到从双户口中查到的腐败案件呢？原因是相关部门还没有下这样的功夫，更深的原因则是思想上没有发挥反腐败的主观能动性。从媒体公布的已经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案件都是有人举报之后，相关部门才开始行动的，而没有几个案件是通过内部监督自己挖出来的。关键是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并不是独家线索，有些甚至是早已公开的秘密，如果职能部门发挥出主观能动性，一定比举报人发现得还要早还要多。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腐败的地方就会有“秘笈”。到底还有多少这样或那样的“秘笈”存在？反腐败需要举报人提供线索，但这不能是唯一的线索来源，反腐工作更多地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反映出的规律入手，利用已经建成的强大的数据互联网络，实现双腿走路，走在举报人前面，发现更多的类似于双户口的“秘笈”，这样才能体现出“专职”与“业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