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标题为《曝河北省邢台市市长刘大群收受回扣、豢养情妇》的举报网帖，成为连日来网络反腐事件最新一波。该文章以“张剑仁”等河北省邢台市29名干部群众身份，联名举报邢台市长刘大群“四宗罪”。河北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已注意到相关网帖，正在进一步了解核实中。（12月18日《现代快报》）

邢台市29名干部群众的举报内容是否属实，刘大群有无包养二奶、以权谋私等“四宗罪”，目前尚待纪检部门的调查。但刘大群的另一重身份——因“三鹿事件”被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却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近年来，被免职官员悄然复出的新闻可谓屡见不鲜。比如昨天就有媒体报道，在“公考改分案”中被免职的中山市农业局副局长何金寿日前已复出。这些官员无不遵循“出事——问责——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的路径“东山再起”，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虽说网友关于“中国没人了吗，干嘛反复任用‘病人’”的抱怨有失偏颇，但部分官员“带病复出”，甚至“二次跌倒”的事实却令我们反思：现行官员复出制度是否有值得改进的地方？

必须承认，目前对于问责官员复出尚无明确法律规定，一般套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六十二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规定。但因其对于复出职位、条件、程序表述含糊，“实绩突出”随意性大，致使问责制度虚置情况严重，不仅无法起到增强官员责任感、大局意识的目的，反而沦为某些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官员的违法施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尽管作为农业厅原厅长时，在“三鹿事件”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酿成了极大的社会危害，但刘大群本人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一年不到便复出的惩戒，也根本没能引发其深层次的“观念风暴”。在此，我们且不提举报材料中的“四宗罪”是否属实，到任邢台以后，“在当地口碑确实不好”，之前还受过处分总是实情吧？这样的人为什么非要让他复出，还担任“一市之长”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一旦上述举报被查证属实，岂不是对现行问责制度的反讽？

问责官员的复出，既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延续，也是对问责效果的检验。如果复出过程无章可循、无规可依，以致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危都漠不关心的人都能够迁任“市长大位”，那么不仅问责失去了意义，反而还会加重公众对于“体制内反腐”，以及权力“自我除弊”决心的疑虑，从而进一步损害公权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