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的初步统计显示，中国正有不少于三十个城市已经、正在或谋划加入这一古城重建风潮。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赵中枢分析指出，在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偏远的西部地区少有这种现象，但在中部，经济上有一定潜力仍想大发展的地区，古城重建正扎堆出现。专家指出，古城重建的动机很少是为了文物保护，大部分是为了搞旅游、搞地产开发，而项目本身没有经过科学分析、风险评估，可能造成大量投资坏账，“政府立项，老百姓埋单，直到一代代把债还清。”（11月17日《法制日报》）

　千城一面，处处充斥着雷同、丑陋、不实用的宏大建筑，这是最近几十年特别是十多年急剧城市化带来的结果。当然，城市化造成城市（建筑）面貌趋同，不惟体现在中国，全球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或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但我国各地各类城市的趋同化速度最快，排除必要的城市功能扩展、民生需求带来的改扩建因素，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政绩盲动显露十分突出。

　正是因为此，不少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改革开放之初、1990年代还保留者部分古代建筑和大量晚清民国建筑的，一旦迎来了所谓的快速发展机遇，就一股脑儿将这些古代、晚清民国建筑拆除，美其名曰为腾出城市发展空间。被“腾”出的空间，终于如愿以偿建起了跟国际都市、国内大城市“接轨”的华丽建筑，如前述，城市的特色也就此泯灭。

　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因相对完好保存古建筑以及部分近代建筑，国内一些城市获评“历史文化名城”，也带来了显著的旅游产值——这让那些“动手较快”、把古建筑和近代建筑拆得更“干净”的城市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拆旧”城市无法将瓦砾堆复原成古建筑和近代建筑，就动了山寨的念头，造出一个或一片古城。

　更让人愤怒的是，有些“拆旧”城市的主政者在意识到古建筑、近代建筑的文化意义和产业价值时，“拆旧”还在进行中，还有没来得及拆光的古城残存，但他们还是出于对宏大规模建筑学的膜拜，还考虑到顺带发展地产项目，因而一边（继续）“拆旧”，一边重资“仿古”。

　专家指出，正在进行中的古城重建风潮，不少城市并未进行风险评估。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但反过来说，这些城市履行风险评估和科学论证程序，其实是不难的，顶多花一点钱、费一点时间、给一些专家提供出场走穴的机会，不可能真正阻止或制约“拆旧”、“仿古”冲动。在笔者看来，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网民都应从此类项目很可能带来的投资坏账风险出发，持续向国家主管部委发出呼声，要求严控此类项目的审批、融资，严厉审查地方主管官员责任；在此基础上再讨论“拆旧”、“仿古”违背国家文物保护等相关法律、政策的责任追究。

　之所以说“拆旧”、“仿古”蕴涵高风险，其实最主要的一点理由还是，相关城市的决策者将民众（消费者、游客）当成了不懂行情、不会收集了解信息、不会对假古城感到恶心和排斥的傻瓜。再加上最近两年来黄金周长假期间，国内已有的知名景区带给游客们的极差旅游体验，可以说，那些明白无误的山寨古城建成之日，就是被游客漠视、网民嘲笑的亏本经营之时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