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办满月酒、结婚宴请，这些要先打报告；一场婚礼，宴请亲朋人数一般要控制在200人以内……从明年1月1日开始，温州的领导干部操办红白喜事，头上要多一道“紧箍咒”了。

　　（11月1日浙江在线）

　不知从何时起，借婚丧喜庆宴之机敛财，已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日渐成风，尤其是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间，此风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这不仅助长了铺张浪费、奢侈腐败之风，还严重影响了党员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无疑，此次温州市纪委此举对于温州市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样规定真的有用吗？笔者颇为怀疑。

　在中国，人情往来作为一种文化，是一种根深蒂固和潜移默化的东西。民间风俗的转变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够完成，不可能寄希望于“行政命令”的“尚方宝剑”一挥，就能立刻把民俗“斩于马下”。其实当下最需要解决的是党员干部的大操大办、权钱交易等问题，因为他们之中的大操大办已经完全脱离了民俗的范畴，而是手中的权力在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处理此类问题应当和民俗文化明显区分开来，如果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能够得到有效约束，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权钱交易的行为将会大大减少；反之，如果权力得不到约束，纵使严格限定了人数，依然难以真正杜绝掩藏在酒席幕后的交易。

　况且，如果一个问题干部虽然收取了大量的“礼金”，但是宴请的人数却很少，甚至是不办酒席，我们能据此判断他就是一个合格的干部吗？由此看来，限制人数不如规范权力的“限权令”更为直接和有效。否则，一味地寄希望于强制措施去实施，不但起不到实际的作用，还会招致一些干部本能的抵触，带来更多的非议和质疑。而且对那些亲友众多的党员干部有失公允，甚至会给公众带来摆花架子、走过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