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怀孕8个月的赵女士产检发现胎儿已停止胎动2天，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手术。但她先后辗转到另外3家医院，都被拒收。业内人士认为，医院拒收高危产妇的根本原因，还是担心惹上医患纠纷。（10月27日《都市时报》）

　如同商量好了一样，四家医院的理由都如此的雷同，以至于笔者严重怀疑，这四家医院哪是什么独立法人，而是一家医疗集团的四个分院。否则，“没有引产药水”、“没有床位”的扯白怎会如此高度一致，口风怎会如此的严密？

　有了救治，胎儿未必能活，遭遇拒救，胎儿注定必死无疑。生命在跟时间赛跑，怎奈急病症遇到了慢救治，结果便可想而知。医院本是希望所在，救人之地，奈何却成了绝望之处，死亡之所，如此泾渭分明的角色错位与责权倒置，着实让人惊骇莫名。如果连救命都挑肥拣瘦，那还要医院做什么？

　一边是医院有门进不去的悲情，一边是担心医疗纠纷的矫情。医生和医院如同机敏的商人，对于每一个前来的病人待价而沽，有利益的就疯抢，“大处方”、“乱检查”、“天价药”应运而生，宰你个痛痛快快没商量；没利益的甚至带点麻烦的，关上大门拒之于千里之外，至于所谓的“医者父母心”、“仁心仁术”早就忘到了爪哇国了。笔者并不否认，医闹现象、“杀医案”、“仇医情绪”确实让医生心有余悸，甚至闻之色变。不过要知道，医院没有了仁心仁术的医德支撑，如同大厦断了脊梁，最终招致的必定是社会的更大反感与敌视，而这恐怕是任何盘算与金钱都换不来的。

　一谈及拒医，少不了医德的宏大叙事，以及制度的深度剖析。以德治医和以法治医，无外乎社会治理的两条腿，如果说爱心缺失，医德沦落还只瘸了一条腿的话，那四家层出不穷的“拒医门”，就要对监管进行拷问。《执业医师法》中明文规定，医生在面对“急危患者”和“突发事件”的两种情形下不得拒绝治疗，并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的政策，国家不允许也没有哪一家医院可以拒绝给予患者治疗。因为生命和健康是至高无上的，而救死扶伤是医院和医生的天然使命，于法于理，医院拒救都应当承担责任。

　医院之门关闭了，意味着患者的灾难之门打开了。对于屡屡出现的医院“拒医门”，单纯的医德追问已然无以为继，从社会治理的高度去进行行业整肃，通过严格监管和问责，彰显制度刚性，对促进医疗公益性回归才更有效用。孕妇就医四度被拒，医院患病不轻，靠什么来给医院也把把脉，恐怕不是社会这个“游医”所能解决，更不是市场这个“江湖郎中”所能救治，真正的大夫叫“监管部门”，真正的手段叫“制度约束”，就现有“病症”，实行针对性用药，已经迫不及待了。要不然，下一次面临的可能不是胎死腹中的个体悲剧，而是整个行业的对立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