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游客董立文及妻子被捅伤一案，在警方宣布两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后，真相依然暧昧混沌。伤者董先生及多位目击者称，当时参与打人者有十来人，其中有穿制服的，加之警方所说的凶手系两名倒票农民未经被伤旅客辨认，也引发诸多猜疑。（据《北京晨报》）

随着媒体的持续发掘，及在场游客、公安等各方的陆续发声，事件的本来面目有渐趋清晰的迹象。然，令人疑惑的地方也在此，众目睽睽之下旅客要求退票被捅伤，并非复杂难解的疑难案件，如今弄得波谲云诡，跟相关部门在应对举措上的失当有莫大关系。

危急情况下，迅速“破案”的确有利于安抚民心，平息流言，对可能因“负面事件”而形象受损的当地政府，也不失为“力挽狂澜”之举。但是，当公权部门职责所在的“查明真相，追惩凶手”被掺杂进过多“危机公关”的功利考量时，也常会好经被念歪。

华阴警方在5日即宣称“华山游客被伤一案成功告破”，然而，警方似乎沉溺在“抓获疑凶”的快感中，而匆匆“定论”时却忘了向被害人核实这一基本的程序。这一看起来细小的瑕疵，实际上却将整个办案环节都推向了“不可信”的泥沼。受害旅客及目击者的纷纷回应所还原出的“另一番场景”，更令“破案成功”的警方陷于被动。

虽然警方事后承认这是“工作失误”，也难以让人信服。因为此一硬伤的存在，有违事理逻辑。一则，不向受害者求证有偏听偏信，孤证自圆之嫌；另则，即便追求破案效率，也不能以损害起码的程序正义为代价。

犹记得，巧家爆炸案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笃定赵登用为嫌犯时的信誓旦旦，而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真凶另有其人，赵亦是受害者。巧家警方轻言“结论”欲平民愤民惑而“自我求稳”的行为，在截然相反的结果面前，除了自打耳光，所得到的只能是更加岌岌可危的公信力。而今，华阴相关部门在处置游客被捅一事上的心态，也显现出与之前巧家爆炸案类似之处。这般仓促草率的应对，非但无法真正达到修复形象、缓和矛盾的作用，反而将自身信誉拖入更糟糕的境地。如此“双输”的舆情处置手段，却频频上演，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似应认真反省。（王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