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3日，在伪弘报处的精心策划下，召开了“文艺关系者垦谈会”，邀集150名伪满文艺界人士与会，在会上正式抛出了纲领性的文件《艺文指导要纲》。日本侵略者所说的“艺文”，包括文艺、美术、音乐、演艺、电影、摄影等项。《要纲》共包含有趣旨、艺文之特质、艺文团体组织之确定、艺文之促进活动、艺文教育及研究机关五大部分。其核心思想是确定伪满的“艺文”要“以建国精神为基础，是为八纮一宇精神之美的显现”，将日本想要征服整个世界的军国主义文化具体体现到伪满，就是要东北人民树立起拥护日本殖民统治，效忠伪政权的奴才思想。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把“世界第一等”的日本“艺文”移植到中国东北来，“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取世界艺文之粹，而造成浑然独特之艺文”，形成以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为核心，结合伪满本地实际情况的新型的殖民地文艺，为“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而存在。[5]《要纲》并号召伪满的文艺界人士“必须发挥其高度的热心毅力，自觉其国家的重大使命，各尽所长，努力前进”，“共举建国兴亚之大业焉”，[14]积极地投身于“国策文艺”的创作之中。

《艺文指导要纲》颁布以后，伪满的文艺创作活动完全被纳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官制文化”的轨道。伪满的文艺界人士基本上只能创作跟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方针政策紧密相联的“国策文艺”作品，不仅隐含民主进步、爱国思想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出版比以前更加艰难，被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就连那些与政治无涉，与时局无关的生活消闲类普通文艺作品发表的机会也大不如从前。身处这样的环境，一些作家即使不想创作殖民文艺作品也很难做到。“满洲文艺家协会”就组织该协会内的会员作家，动员他们写歌颂“大东亚圣战”的“献纳诗”。作家如果坚持不写，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迫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大规模地组织各方面的文艺界人士，参加报道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开拓团等地方，描写报道基层的生活，胡编乱造所谓伪满洲国人们的“奋进”精神，以及伪满国家“欣欣向荣”的气象，作为“圣战”精神来欺骗东北人民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效力。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产生了一些有份量的殖民地文艺作品，内容不外乎为吹捧日本的战争行为，美化在日伪统治之下的殖民地社会现实，恶毒攻击污蔑我抗日武装。在文学创作上，有山田清三郎《建国列传》、神户悌《县城》、北村谦次郎《春联》等臭名昭著的殖民文学作品，以及众多的“开拓文学”作品。电影制作上产生了《黄河》、《大地逢春》、《碧血艳影》等著名的反动影片。其他的文艺领域亦莫不如此。日本的音乐家经常与伪满的音乐界人士在一起，举行“国策音乐”的演出。伪满各地经常举办“关东军报道队展”、“开拓团勤劳奉仕报道展”等“报道美术”作品展，展出“国策美术”作品。一时间，伪满文艺界殖民主义文艺创作空前猖獗。

通过实施殖民文艺统制政策，日本侵略者掌握与操控了伪满文艺界的主导权，但却根本无法实现他们利用殖民文艺同化东北人民的险恶用心。面对日本侵略者血腥镇压东北人民，疯狂掠夺东北人民，将东北人民置于奴隶的境地等活生生的现实，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去真正相信“国策文艺”那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虚假宣传。等到“八·一五”光复以后，“国策文艺”也就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留给后人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人民犯下的又一严重罪行！□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喜多一雄，《满洲开拓论》，东京明文堂，1944年。

[2]《满洲帝国法令辑览》，长春伪满国务院法制局，1933：81。

[3]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各论）（上），东京谦光社，1973年第64-65页。

[4]伪满帝国政府，《满洲建国十年史》，东京原书房，1969年第285-286页。

[5]伪满弘报处，《艺文指导要纲》，盛京时报，1941-3-24（2）。

[6]满洲文化协会，《满洲年鉴》，长春满洲日日新闻社，1941年第361页。

[7]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8]王讴训，《康德六年度我国旧剧界之回顾》，《弘宣半月刊》，1941年1月。

[9]《伪满国务院》，《旬报》，1941-4-1，第19版。

[10]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大连出版社，1991年第436-437页。

[11]石丽珍主编，《伪满洲国史料16》，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2月。

[12]金刚，《战斗的电影》，《电影画报》，1944年3月。

[13]《民国法规集成》（74），《伪满洲国政府法规》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44页。

[14]伪满弘报处，《文化与艺文》，《盛京时报》，1941-3-27，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