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的中国文化普遍予以摧残的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所没有而为中国所独有的传统文艺形式，更是特别予以“关照”。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自然成为日本殖民者重点打击的对象。传统戏曲必须要改变以往多年来形成的创作思维和演出内容，按照统治当局的思想与立场去编演新剧目，才能被允许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不准许它演出，让其消亡。以京剧为例，因为是中国第一大剧种，在群众中的影响最大，深受群众所喜爱，日本殖民者特意将它挑选出来，利用京剧作为达到他们罪恶目的的工具，“政府更想利用它在宣传教化方面，所以极力维护和提倡”。因此，日本侵略者对京剧采取了所谓“扶植”的政策，把传统的剧目取消，而去编演经过日伪当局严格审查，“更将出演的剧本，逐一检查”，充斥着浓厚的殖民主义文化色彩的新编剧目，“若想使旧剧（指京剧）的艺术在满洲振兴起来，就必须有一种新立场的旧剧产生，即合于现在满洲国情的旧剧充分地活动在舞台上”。[8]在伪弘报处的大力提倡和直接插手下，1939年污蔑我东北抗日武装，颂扬日伪军政当局的新编京剧《全诏记》、《节孝全》，在伪满各地隆重上演，成为当时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中国传统的戏曲几乎陷入濒于沦亡的境地。

日本殖民者一方面极力清除东北固有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却大量输入日本文艺作品，“所谓日满文化交流”，“就是输入日本文化”，[9]妄想以日本法西斯的文艺作品来占领东北的文化阵地，取代中国的民族文艺。1936年，日本向伪满强制输入各种书籍有58.7万余册，1938年就突破1000余万册大关，到了194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440万余册。当时在东北的各个图书馆里，都被迫收藏有为数不少的日本进口书籍，日文书籍俨然成为馆藏图书的主角。1936年伪满输入的日本电影为154部，1938年即达到了惊人的1630部。[10]其他如音乐、美术、戏剧等各种形式的日本文艺作品，也都在数量上超过了同类的中国作品。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能够采取殖民强制手段，使伪满的文艺界到处都充斥着日本的文艺作品，却难以做到让这些作品占据东北人民的心灵世界。东北一些爱国、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巧妙隐晦地创作出反抗日本侵略统治的文艺作品，反对日本殖民者文艺统制政策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迫于当时的严酷环境，在东北的中国作家不可能直接去创作出公开的反日题材作品，而是更多采用暗喻的手法，通过对伪满社会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曲折地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侵略和压迫，因此而唤醒起人民的反抗意识。

日本帝国主义严酷镇压东北人民爱国抗日的文艺斗争。在伪满警务部门里设有众多的文艺警察，专司文艺侦察工作，严密监视文艺界人士的思想动态以及社会活动，掌握他们的创作意图。一旦发现有“不良”倾向的文艺界人士，立刻加以残酷的镇压，即使是对传播浏览者也不放过。日本侵略者多次制造跟文艺界有关的大惨案，影响较大的有1936年发生的《黑龙江民报》事件、《大北新报画刊》事件，1937年的哈尔滨口琴社事件，1941年发生的“一二·三○”读书会事件等。在整个日本统治的14年间，东北文艺界的上空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恐怖的阴云。

与在伪满的中国文人备受压制和打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的日本文艺界人士却相继进入到东北。这些人遍及于小说、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文艺领域，仅“满洲文话会”一个组织就有日本作家400余人。他们掌握控制了伪满文艺界的创作活动，对东北人民肆意进行文化侵略，成为伪满“国策文艺”创作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