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校开学，一些新生的名字煞是引人注目。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有个“操日本”；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康熙”、“王子”住同一寝室；南京审计学院有个女生叫“是朕”，有个男生叫“雍正”。新近又添了个“王冫冖”，从报道中没看出是哪个大学的，但用她自己的话说，还没有遇到过认识她名字的人，“这两个字太怪了，人们连读错的机会都没有，根本就读不出来”。可以想见，冫冖姑娘的自得之情如何溢于言表。

这样的名字，可称怪名、僻名。本来嘛，取什么名字是人家家庭的私事，没必要议论，况且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取名无禁区。按清人梁章钜的概括，古人如“头、眼、耳、鼻、牙、手、足、掌、腹、脐、脾之类”都可入名，《庄子》里还有叫“祝肾”的，《列子》里有叫“魏黑卵”的，《北梦琐言》里有叫“孙卵齐”的，甚至于“以畜类命名，尤古人所不忌”。南齐张敬儿因“母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所以叫“狗儿”，弟弟据此叫“猪儿”，宋明帝“以其（狗儿）名鄙，改焉”，否则，《南齐书》里面的就不是《张敬儿传》而是《张狗儿传》了。再据另一位清朝学者王士禛的征引，所谓“自周以降，随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异，负刍之贱，御寇之强，乃至狂狡，不寿、不臣都可以入名”。

取名诚然无禁区，但取名的目的是什么？自古及今，一个重要功能恐怕都是作为一个符号，在公共领域区别此与彼。电影《情书》里，同班同学中有一男一女两个“藤井树”，老师点名时齐声应承，因为“区别”不开，两人在同学的日子里便每为大家所揶揄。因此，名字这个符号又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区别”之外，如王冫冖有个“当编剧的爸爸和作为画家的妈妈”，还要使名字尽可能地含有文化要素。古人也是这样，父母把名字取好了不能乱改，却可以“别立名号”，这些名号“必另有取义”。苏轼被贬到黄州之后始自称东坡居士，大家普遍认为因其“居州之东坡”，但洪迈认为是苏轼“专慕白乐天而然”，概“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白诗中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苏轼深受影响，他也有“定似乐天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一类的句子。相形之下，刘声木《苌楚斋三笔》云：“慈溪郑寒村性晚得痹疾，改其名为风。乌程张鉴效之，因取同声之字，更其名为蹇。”他认为这种取名“皆未免好奇太过，后人不必则效也”。

当然，硬要求怪求僻也是人家的权利，只要不担心现实中遭遇尴尬。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系里有位教授，乃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之子，教授名字中即有个怪字——敲不出，什么字库里都没有——难倒了不少人，据说为父的就此很得意。不过，有一次我看学校电视台对教授做专访，学生记者们功课做得不足，又没有秉承夫子“不耻下问”的遗风，想当然地把那个僻字“一分为二”，名之以“××香覃教授”，好像教授是复姓一般，闹出很大的笑话。最新消息说，“操日本”不堪网络之扰而退学复读，虽该校一名涂姓老师表示该生没有按规定时间来校报到，尚不清楚原因，但寻其源显见自其名。王冫冖姑娘的麻烦，势必伴随着她走向社会而愈发凸显。取名求怪求僻，在生活中呈现出形同恶作剧的另一面也是正常的。

在取名之外，古人还有一种“诗文不必寻僻”的理念，所谓“诗不可用僻事，亦如医家不可用僻药”。在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中，很难找到生僻字眼，且古人的诸多名篇，也“不过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名字的蕴涵深意与否，丝毫不取决于用字的生僻与否。说句难听的话，那些求怪求僻的名字，看上去“别致”，实际上俗得很。（潮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