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医改专家李玲日前透露，“中国各级医学院校每年招录的医学生，约有60万人。最后只有约10万人能成为医生，造成了大量人才浪费”。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却面临人才紧缺的困境，尤其是农村全科医生极度匮乏。按照理想比例，中国至少应配备60万名全科医生，但中国目前只有7.8万人，且素质不容乐观。由此，李玲表示，“我国医生培养体系还需大改，变‘广种薄收’为‘量少质优’”。

“医学生转行”，或许并不是个问题。专业与工作不对应，是高校学生的普遍际遇。然而，绝大多数工作，都具备“可替代性”，从业者专业对口与否并不重要；而医生一职，需要深厚的技术积淀、经验累加，非外行人短时间内可以“匆匆上岗”。50万医学生流失，却难有等量的“补位者”，由此造成的供需失衡，势必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

在民众认知中，医生一贯是极受尊敬的职业，收入不菲、自我实现感强。虽然近年曝出各色丑闻，但“医生”的社会地位并未被撼动。

可以说，每年50余万医学生转行，无关对行业前景的悲观预期，更多的是拜“失败的医学教育”所赐。首先，扩招使毕业生数量多于现实“需要”——这里指的是城镇医院的人才需求量；其次，诚如有媒体所说，医科课程设置“重理论轻临床”，导致大半医学生职业素养堪忧。

理论上，一个医科毕业生，找到一份医护工作绝无难度，毕竟那么多社区医院、农村诊所，长期处于“后继无人”的境地。但大学生的身份优越感，以及高等教育所暗许的“体面生活”，早已断绝了医学生回到基层、回归乡土的可能。相比于攻读本科、硕士、博士的高昂成本，去“卫生站、小诊所”工作，或许连教育花费都无法收回。

一面是多数医学生无奈转行，一面却是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急缺人手，看似矛盾的诡谲风景，实则并无多少关联：正宗的“医学生”，培养周期长至近十年，他们的职业能力，只有在具备相应硬件能力、担负更复杂使命的“大医院”才可充分施展；而社区医院、农村诊所的人才缺口，本应通过“定向培养”的政府工程予以解决——事实上，“十二五”期间，相关尝试已经展开。

正视“医学生高转行率”问题，先当剥离对医学生的不当期待。将基层医疗人才紧缺现状，与医科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挂钩，显然有欠公平。人性趋利，从医与否，皆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既有高校资源，到底能支撑多少医科生，保质完成学历教育？”，还有“医学生真正心仪的那些单位，到底能吸纳多少毕业生？”。凡此种种，厘清之后，才可切实开启纠偏之路。

（相关报道见8月13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