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巧家县“5·10”爆炸案，7日正式宣布告破。此前被认定的嫌疑人赵登用，经昭通市公安局证实“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而是爆炸案的受害人之一”。巧家县委宣传部负责人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杨朝邦“拿仕途担保赵登用就是嫌犯”一说，是媒体误读。

（8月9日《中国青年报》)

花甲之年的赵作海若是也在围观赵登用的案子，他兴许会用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慨叹：小赵这孩子怪不容易的，年纪轻轻丢了命不说，还被人扣上一顶杀人的帽子。

同样一顶帽子，当年落到老赵头上的时候，其实也一定盖得并不严实，否则不至于从他被公安抓住，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历时长达三年。当时的舆论氛围没今天这么发达，所以动静也就十分有限。

现在我们已经不缺乏也展开“联想”的理由，舆论强势关注之下，“5·10”案发仅仅4天，当地就由公安局长杨朝邦亲自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案件神速告破，可能并不仅仅基于纯粹而迫切的职业表功，应该还有着更敏感的深度牵扯：公安局“并不是一人在战斗”。一个已经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能让当地这起惊天大案迅速了结，不再被舆论包抄。

事实上，杨局长没能如愿以偿。他当时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认赵登用行凶时，其“证据包”里几乎没有“硬通货”，而是联想丰富，也就怨不得媒体见缝插针。我查了一下，杨朝邦是个提拔时间尚不算长的公安一把手，经验上可能还不怎么老到，逼急之下，使出赌咒发誓的招数，虽然心系大局的维稳使命感值得理解，但毕竟是个授人以柄的庸招。他本人由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也就咎由自取了。

破案取得重大突破，通常都可喜可贺，但对本案而言，由于有赵登用含冤九泉在先，真凶落网的“重大突破”反而成为当地警方弄巧成拙的一只“乌龙球”。值得留意，早在5月14日，同样以“破案”的名义取得第一次所谓“重大突破”之后，当地警方并没有收工，而是继续不遗余力地搜捕新的嫌疑人，很难确认这是基于对法律正义的敬畏，还是迫于更高层次公安机关的督办，总之这种既已破案仍在破案的反常，已经注定杨局长的赌打输了。

杨局长“赌前程”虽然并非组织上授意，但堂堂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他，个人尴尬处境某种意义上也是组织上的处境，是不能不管的。对赵登用的冤情，巧家县方面以三言两语的道歉，就轻轻巧巧给打发了，而对被舆论狂嘘“下课”的杨局长，县委副书记却百般呵护，认为他的“强项不在于准确的语言表达”，当地以语言表达见长的官方发言人则更是倒打一耙，指责媒体是误读了杨局长的话，甚至以没有录音、无法提供证据为由，公然加以否认。

其实，不要说“赌前程”，官员“赌命”的例子我们都早已领教过了。官员也是人，逼急了也会话讲不周全，甚至会像个孩子一样透出几分傻气。杨朝邦兑不兑现诺言，我们已经看得很淡，但道理总得跟他讲清楚，也请闻者足戒：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如果今后还身为公安局长，请勿再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