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港澳高速南岗洼路段在暴雨中受灾严重，当晚有152名农民工在高速公路上救出了上百名被困游客。慈善家李春平和腾讯筑德基金先后提供了30.4万元和15万元的赠款，表彰这些农民工见义勇为的行为。然而，部分参与救援的农民工表示，“钱确实发了，但是又收回去了，连发放的新毛巾被都被没收了”。

（8月9日《京华时报》 ）

钱物不是救援的目的，但却是社会给予的认可，民工施救，社会报恩，这是一种善意的回馈机制。对这笔捐赠而言，当捐赠者决意授予民工时，钱物就已经成为民工的私有财产，他们有充分的自主权，决定其使用和归属。民工的所在单位，没有任何理由扣留捐款。更何况，参与施救的是民工，整个施救行动也是自发组织，自始至终和民工所在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以留住工人为由扣留款物，无异于对私人财产的强制介入和干预。

可以保持的乐观预期是，面对汹涌的质疑，陷入舆论漩涡的建筑公司或将一改扣留时的强势，将捐赠钱物归还到民工手中。先有曝光，再有舆论跟进，最后正当诉求得以疏解，这是多数弱势群体捍卫自身权利的常规路径。从施救行动伊始，在一定意义上，这群民工就已经跳出了寻常的身份，他们不单是一群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泥瓦匠，还是参与了一场举国关注的灾害救助的平民英雄，还是崔永元“请客吃饭”里的座上宾，这些特殊符号充斥着新闻价值，额外的角色使他们时刻伫立于镁光灯下，为公众所侧目。因而，他们遭受不公，很快因为已经暂时公共化的身份而得以放大，进而借关注力推动求解，这是一种幸运，却也是一种不幸。

由此，我们可以逆向反推，假如他们不曾是崔永元的座上宾，新闻后还会不会有数以千计的跟帖？假如他们参与的只是平常的施救，还会不会有众多观众为扣留赠款而质疑而愤怒？进而言之，假如他们只是芸芸民工中的普通个体，他们的命运还会不会进入公共视线？遗憾的是，在上述问题上，我们很难得出欣慰的答案。长久以来，农民工都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游离在城市福利的真空地带，正当诉求被忽视，权利处在贫弱状态。缺乏刚性的兜底，他们在遭受侵害时，只能发出微弱的呼声，或者申诉无门，或者做出爬楼爬塔、祭拜先祖等悲情举动，为自己创造出具有新闻价值的谈资，从舆论那里收获善意的支持。

可以说，权利被侵犯之后，能被幸运选中的，往往只会是那些有故事的人，就如新闻中的这群民工，他们能够利用故事带来的附加值，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他们身后，是一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故事，没有谈资，没有过多新闻价值，没有额外的身份，他们的权益同样时刻处在孱弱的状态，同样应该对遭受的不公有顺畅的申诉和抗辩路径。因而，有的人从强扣捐款中读出了愤怒，有的人读出了做好慈善的艰难，我所能够读出的，只是一个弱势群体无尽苍凉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