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津住建局原局长薛新民为入党、升迁，先后数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档案有4种年龄记载，最大的1960年，最小的1969年。早在2010年薛新民曾因学历、年龄问题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仅一年后就被任命为住建局局长。6月初，山西河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名免去了薛新民河津市住建局局长职务。（《新京报》7月16日）

实事求是地说，这则新闻最大的看点不在于河津市委将这名“弹簧干部”罢官免职的处理决定，而在于其“四次年龄造假”和“2010年因学历、年龄问题受党内处分仅一年后再次升迁为住建局局长”。

众所周知，无论是入党还是升迁，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流程和审批程序，尤其是在干部提拔方面，我们的制度体系还是相当完备的，组织部门考察和审核预提干部档案，对其年龄、党龄和学历等信息进行核实，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说一次造假成功是审核的疏漏，是侥幸蒙混过关，可以用干部管理有漏洞来解释；那么，一连四次年龄造假都堂而皇之一路绿灯，甚至刚被处理问责旋即升官，所暴露出的问题就足以让人深思警惕了。

事实上，这些年，“弹簧干部”频频被曝光，情况基本雷同。造假的干部是为了升迁，但如果没有有关部门的“保驾护航”也根本无法得逞。据河津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薛新民在办理户籍登记中，有关部门没有按照规定办事，而是“暗中”帮助其修改年龄。

从这个意义上说，“弹簧干部”的年龄造假问题，不仅是一个官德问题，更是“权大于法”的局部官场生态问题。要想禁绝“弹簧干部”，除了要严格制度落实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现一个严惩一个，要让弹簧干部一“弹”就完，将之开除出公务员队伍，提高其造假成本。同时，还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配合”的责任，不能走过场，要有实质性的问责，让他们不敢在此类事情上徇私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