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昆明市长张祖林在调研保障性住房会议上表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多余的房子都不愿低价出租，没房子的人只能高价租住。他还称，有些部门房子多得住不完，弱势群体没房住，政府不盖公租房，中低收入者就住不起房子。（6月3日《云南信息报》）

曾以言论“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闻名的张祖林市长，如今再度发出犀利之辞，在逼仄保守的官场话语生态下，让人敬佩。虽然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既得利益群体的百般推脱中未能出台，但张市长此番，无疑为当地的有权者揭了次底。

有钱者普遍四五套房，估计没啥好稀奇的，但公务员群体普遍四五套房，就有些诡异了。当然，公务员中也有家境好的，但不至于所有的有权者都是富家子弟吧？既然当地有权者是普遍拥有四五套房，那么势必存在着普遍性的获得路径。那么，这拥有四五套房的普遍路径又是什么呢？

也许不少人想到贪腐。不可否认，当前反腐形势下，难免有部分执权者可能是依靠这种手段聚集资本买房，甚至房子就是收受的贿赂。但如此普遍、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都靠这种方式买房，那当地官场该糜烂腐化到怎样的地步呀！无论是法律制度，对腐败都是零容忍，虽然有不少人在隐蔽地贪腐，也有窝案存在，但不至于如此恶劣。

如果这种假想并不普遍适用，那就可能是第二种路径：制度缝隙内的权力自肥和寻租。今天的有权者，都是昨日的基层公务员。张市长举例说：“自己在任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时，一年轻的质监局工作人员，参加工作5年，就拥有3套房。”他所说的那个年代，正是法律规章有待完善，制度缝隙最宽最多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大都公务员享受着分房待遇，因为没有购买自住房的压力，收入可以用来买房，甚至公务员的身份，贷款也比较容易；在那个年代里，公务员不但可以在政策信息上“近水楼台”，更可以利用身份和职权给家人搞副业提供便利，看似家庭勤劳致富的背后，走了多少权力的后门……旧时的制度漏洞造就了今日的新贵阶层，有权部门拥有四五套房子，权力的自肥和寻租，恐怕正是普遍性的路径所在。

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反腐力度的加大，权力自肥和寻租的空间正在不断缩小，机会也越来越少。但，这并不代表着没空隙可钻。在当下的经适房建设中，就曾屡屡曝出经适房变相为公务员福利的丑闻。这不禁让人担心：昔日的公务员、今日的有权者因为有空子可钻，现已成为普遍拥有四五套房子的新贵人群。那么，如果经适房等民生保障房的建设中，依旧存在着权力自肥和寻租的现象，今日的公务员们会不会成为明日的社会新贵呢？

“有权者普遍四五套房”，成为隐性财富新贵，这对公平正义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羞辱。这“有权者普遍四五套房”的来处，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历史的、制度的、个人的、群体的……既往的难咎，便只能反思如何防患于未然，避免如此怪象再度重演。而避免怪象再现的必由路径，就是让权力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而权力公开透明最现实的方式，则是官员财产公示。官员公示财产，权力公开透明，所有权力自肥和寻租的漏洞才能及时发现，而不会成为整个公务员群体透支公平、闷声发大财的肥沃土壤。（时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