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那句“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甚是称赞。其实，一般人看待“说”与“做”，常常视“少说多做”、“不说只做”为美德，对“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加以鄙薄，强调一个人立身处事应该讲求奉献、崇尚实干、禁止空谈。

然则近日听到一位地方领导同志在全体党政干部大会上宣讲，要“又说又做，边做边说；说了要做，做了要说”。乍一听，似乎与惯常评判标准有矛盾，细细咀嚼却似有道理。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现时期，到底如何看待“说”与“做”，还真应该以哲学思辨的态度审慎处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此言固然强调一个人说话要谨慎，却并没有将“说”一棍子打死，要求人们甘当哑巴。事实上，“说”是先导，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说”，没有前期科学的研判，没有“说”之上的正确决策，没有众说纷纭背景下的共识，匆匆忙忙就去“做”，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只怕最后的结果是南辕北辙，抑或漫无目标胡乱折腾。而有了明晰的目标、方向、手段、步骤，让“说”的内容具体、充分、清晰，“说”者了然于胸，“听”者释疑解惑，自然“做”起来就得心应手、顺风顺水。

子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意思是不能“说”的多过“做”，“说”和“做”应言行一致。这就告诉我们，有时候“说”与“做”要同步进行、等量齐观。说了就要做，“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只说不做、空谈一气，误人误事误国。“说”与“做”实是一对孪生兄弟，须臾不可分。“说”与“做”的过程，必须量上一致。多说少做或者只说不做，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会让人有纸上谈兵、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之感。多做少说抑或只做不说，也会让人很难透彻明晓做的意义、做的功效、做的影响。

谣言止于公开，沟通需要智慧。虽然说了不做让人反感，但做过之后不说或少说，有时也会让人迷惑。面对突发事件，积极采取措施却顾不上说或不愿意说，生怕不知内情的人会诘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候的“做了再说”就显得滞后，“边做边说”才握有主动。对为什么要如此做、这样做会带来哪些好处、还有哪些是想做却囿于困难一时半会做不到的，都要充分地说、诚恳地说、科学地说，这恰恰是对群众疑虑作出的诚恳回应，是对事件背后各种利益诉求的及时反馈。很多时候，“边做边说”就是一种真诚沟通，一种答疑解惑，一种凝聚人心、求同存异的方法，也是一种执政能力的体现。

古人云：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表现在“说”与“做”方面，既要看到“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讲求说话的艺术，把握说话的火候，明确说话的立场，注重说话的分寸，掌控说话的出发点，“说”就有了合理性、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又要深刻体悟“做”才是最终目的，“做”才是“说”的真正归宿，“做”才是检验“说”的唯一标准。唯有“做”，“说”才有了底气；只有扎实地“做”，才能坦然地“说”；做了多少，决定着能够说多少。只要二者不脱节、相映衬，其实孰先孰后并不重要。（刘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