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山东德州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因贪污受贿164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3年。刘治温在庭审中自辩称，“这些年来，我严于律己，从没有过贪污的想法。社会福利中心工程投资2.4亿多元，按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但我只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就是想占点小便宜。”（5月31日《检察日报》）

官员的自辩看似一个笑话，联想到现实却又笑不出声。他之所言，不过是拿实情为自己进行开脱。“潜规则”真实地存在，“占便宜”的也非他一个，难怪他感到特别委屈。在时下的反腐机制下，必然性的腐败却只有偶然性的后果，从而导致贪官也有一种“愤愤不平感”。

之前有人对反腐效果进行了一番比喻，抛出了“隔墙抛砖论”——腐败有风险本是必然，但在目前情况下，“出事”却是偶然；反腐的大棒虽然高悬，但多是点射而非横扫。所以才有“被抓了并非贪得太多，或是运气不好”的抱怨。在我们常见的情景中，贪官发自肺腑的愧疚似乎少了一些，而“鸣不平”的矫情则多了一些：凭什么别人都是贪，且贪得更多的没有被查，而自己却遭殃了呢？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预防处对记者表示，部分工程项目三分之一工程款被用于行贿。

由于作案手段日趋隐秘、举报概率过低导致受贿多查处少，加之对行贿打击力度不够，使得腐败分子“安全系数”高。同年，深圳6座天桥维修工程被曝有质量问题，就有知情人回应：该工程预算160万元，层层转包后，到施工方手里不过25万元。160万元比25万元，“回扣”占到近9成。

就2.4亿元工程来看，不管是低的三分之一，还是高的九成，刘治温贪污受贿164万元确实算作“小儿科”。如果按照“潜规则”，他确实可以收得更多。既然为“潜规则”，表明这在行内是通行的做法，收了也是“你情我愿”，不收则是“高风亮节”。因为“规则”的是职务，跟某个人却未必有必然联系，谁在那个位置上，都要经受“规则”的考验。

可以说，每一起“豆腐工程”的背后，都有“潜规则”在发挥作用，只是轻重不同罢了。不过，从常识上讲，受贿的多少，在性质上其实完全一样。因为一旦受贿成为保护者的话，都无法在工程管理上做到严格要求，都会形成工程质量上的风险。

倒是“只是贪小便宜”的辩白，透露的信息令人忧心：一则说明工程上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且已经形成某种体系和规则；二则表明，腐败的底线已经退化，受贿与否已经不重要，而是标准的高低问题。三则，从腐败的过程，以及到查办，官员都始终心存侥幸，这说明其对道德和法律的敬畏感已然淡去。由此也不难解读出反腐形式的严峻，对时下的反腐工作不啻为一种挑战。于此，唯有继续加大反腐的工作力度，使腐败分子无处遁形，才会让腐败分子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而不是以矫情去换取悲情，心存侥幸以图逃避法律的追究。

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