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猝死人数逐年递增。据央视《新闻1+1》报道，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即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猝死。在北京，1998年120转运救治中，青年猝死者80多名，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70多名。青年猝死案例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劳累，30.3%的受访职场人士每日工作超过10小时，最长为16小时，65.8%的人回家后需继续为公司工作。（《中国青年报》5月24日）

即便隔着一组组冰冷的猝死数据，我们也会“物伤其类”。青春的生命不该只开了一个头就煞尾，更不该在重重压力下黯然消逝。谁该为那些猝然逝去的青春负责？

老板当然有很大“嫌疑”，只不过，这里的“老板”只是一个模糊、宽泛、笼统的指代。没有哪一个企业、单位会置效率于不顾，也没有哪一个老板会真的置员工生命于不顾。根据益派咨询2010年4月发布的数据，职场人士面临的职场压力主要来自工作绩效、职位晋升、职场人际和职业技能四方面。这些“压力”很难与“老板”产生直接关联，更多是一种工作压力的自我转化而已。

房子、孩子也可能是“罪魁祸首”。这些年来，网络上青年人发出的此类哀叹并不鲜见，甚至已成为一种身份标签：房奴、孩奴……职场青年尽管不堪疲累、身心均呈临界状态，但却常常“自愿”一头扎进加班的“泥潭”。你可以将这种“自愿”理解成“不得不自愿”、“被自愿”，不过，对于那些已沉溺其间的职场人士而言，二者并无太大差别。

简单的责任指认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然而，越来越多青年人过劳猝死，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病了。无论是职场上的绩效压力，还是生活中的消费压力，其实都已转化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和氛围，加剧中青年对生命的消耗。

时下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生活场”，一旦上场，就再也停不下来。这个“场”对生命所形成的挤压、消耗，以及自我暗示、自我强化、自我激励，远远大于某些具体的工作生活目标。这也是很多青年人为什么会自觉自愿地靠加班来增收、以生命换绩效的深层原因。

如何破解这样的怪圈？除了期待一个健康的良性工作环境外，更为现实的救赎还是自救。青年人应该学会自我减压、自我解放。那位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的复旦大学讲师于娟生前留言：在生死临界点，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于娟的话没能拯救她自己，却能给正在拼命的青年以启示。(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