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77.9%的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成本高。民调揭示做好人的心理成本：71.0%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50.6%的人认为会被嘲笑。大部分人希望政府制定相应制度，不让好人吃亏。

毋庸讳言，现实生活存在不少“做好事被讹”的鲜活例子。公众潜意识从中也得到暗示：做好人成本高，做好事要吃亏。即便如此，好人成本高也不该成为公众不做好事、不为好人的理由。当个体遭遇困境时，要警惕“好人成本高”成为卸责之框，成为公众逃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之所以要警惕，是因为个体随时可能变成自己。面对困境，谁都不是孤岛，谁也无法逃避。

其实好人并不难做，关键在于控制“做好人的高成本”，在于如何营造社会的好人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张登浩老师指出，首先要建立社会的诚信体系；其次，要严惩恩将仇报的行为；第三，要重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不要让社会交换成为所有行为的准则。第四，要培养公民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强大的自我。专家的观点确实精辟，值得学习。但我认为，营造好人环境，还得从控制成本出发。

商品经济领域经常提到提高利润、控制成本，而成本控制的基本程序在于：制订成本标准、监督成本的形成、及时纠正偏差。成本在经济领域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牺牲，但这并不代表做好人就必须做出利益牺牲。那“做好人的高成本”该如何控制？张登浩老师的观点大致涉及到针对好人成本的制度“及时纠偏”等措施，这还不够，我认为“控制做好人高成本”还应该从“提高做好人利润”和“制订好人标准”这两方面入手。

提高做好人利润，即不仅要让好人不吃亏，还得让其有好处。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需要利益的输送与引导，让好人不必担负成本包袱，让丰厚的利润诱惑抵御潜在的高成本风险。比如，重奖见义勇为者，重罚违法犯罪者。再比如，严厉打击逃税漏税者，奖励依法纳税者，不仅需要舆论宣传表彰，还得从物质上予以税额减免和返还，给予“好人”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好人”名利双收。其实好人也并不难做，给点原动力就灿烂。

制订好人标准，即重新审视与厘清何为好人。季羡林先生曾说，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更多就是好人；王选先生觉得可以再降低一点，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就算好人。针对好人标准，季大师可谓定了个“高调”，有点高不可攀；王院士降了降，更务实，定了个“中调”；但基于现实，鄙人认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低调”些。愚以为，考虑自己的同时也能适当考虑别人，就算“好人”。

如果把好人的标准定的过高，势必会增加好人的内在成本，不仅会让好人变得难做，更会使想成为好人的人变得稀缺。倘使“低调”的好人标准能够让更多的人想成为好人，能够做好人，我认为拉低所谓的好人标准是值得的。因为这样的标准更质感，更理性，更容易，与之相适应的好人也将会越来越多，好人环境自然而然也就形成，那生活在被好人所包围的社会大环境岂不是更和谐。现实生活中，大家都彼此降低一下对别人的标准，少一些苛刻要求，多一些包容，考虑自己的同时也适当考虑别人一些，那么人人都是好人。其实好人也并不难做，降低一点标准就能办到。

好人难做基于做好人成本高。然，控制一下成本才发现，其实做好人也并不难。 （鸣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