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坟意味着一种精神寄托，但祖坟曾经的光耀，似乎并不能荫护子孙千万；相反的，当子孙介入权力的同心圆内，祖坟几乎都要“冒青烟”。这条情感线最能勾勒出一种意味深长的姿态——当子孙光耀门楣，祖坟第一个鸡犬升天。但在这，祖坟更多是一种隐喻，也就是随着权力获得衍生出的附属品。这些附属物在因有了“副处级”级别后，陡然涨了身价；因着对“副处级”的恐惧和讨好，在公共治理面前被纳入另一套行事规则。

　如此媚态和恐惧，当然让人看着不舒服。现实虽无“王子与庶民”之分，却徒有“平民、副处级”之实；况且，“平民与副处级”的一个悖论是，在概念上对阶层划分予以否定，并不等于在现实中并无此事，否则，也不至于公共治理在面对祖坟时“选择性执法”，净挑些平民祖坟铲了去。我们不禁要问，凭什么祖坟也要硬来分出个“平民和副处级”，为什么行政执法不能做到一视同仁？

　这是一个“权力同心圆”，既然存在，就无法消除“选择性执法”的现实病态——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政协委员的失语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阶层划分的影子，而当地干部“要是领导打招呼就往知名人士祖坟上靠”的回应，则撕破了“执法平等”的假面具。

　其实，倘真要面临现实上的操作，很多人都会语塞，鉴于公权力历来不是一个服务性的概念，最好与现实妥协。林语堂曾说，“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渐渐学乖的过程”——其实何止在这个年龄段，只要公权力没有与民间社会形成平等契约，那么“平民与副处级”的划分就会存在，对公权力“祖坟”避而远之也不会休止。这应该是公民社会的最大悲哀，因为每一个公民都在慢慢学乖。

　“副处级祖坟”，显然是“权力同心圆”的一个荒谬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