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过清明节，好像只有“祭扫”这一个主题内容。实际上，古代清明节的内涵丰富多彩。

春雨惊春清谷天，在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这一个。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因为流传太广，难免令后人先入为主或产生错觉。其实他描绘的仅仅是清明节的一个侧面；而清明节还有程颢所说的另外一个侧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与程颢同时代的吴惟信，也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的诗句。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清明节，人们不仅祭扫亡灵，也借此机会踏青赏春，进行比较盛大的郊游活动。宋人张择端流传至今的巨制《清明上河图》，虽然对画题中的“清明”所指、对画面所描绘的季节还存在一定争议，但普遍观点认为其所表现的时令即为清明节，尤其是城外的一队人马，乃扫墓归来的情景。上海世博会时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就是“动起来”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能看得清清楚楚，里面的各种人物非但不见丝毫哀伤之情，反倒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

据专业人士考证，本来意义上的清明节确是一个物候节气的标志，“清明忙种麦，谷雨下大田”，民间据这些积累的经验来安排庄稼活计。祭扫先人坟墓，民间虽然自古就有，但并无统一时间规定，也没有编入国家正式礼典，称为“野祀”。在清明进行扫墓的习俗，来自寒食节，也就是介子推那个著名的“守志焚身”的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在介子推生日到来的时候，要全国禁火，冷食一个月；到了东汉三国时的曹操颁布《禁绝火令》，把期限缩短为3天。《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年（732年）又有诏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王溥《唐会要》亦载：“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埽礼。”而清明节添加扫墓、踏青这些实际内容，则始于北宋。《梦梁录》说，自寒食至清明三日，“官员士庶，俱出郭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这一规定，等于明确了彼时有三天假期，不仅把寒食节和清明节合二为一，而且把原本出自个人意愿的行为上升为必须履行的义务。

如果说，程颢、吴惟信们的句子只是诗人的夸大其词，只有两三分偏说成八九分，那么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清明节盛况，则是平铺直叙，可以进一步参照。我们看到，从皇家到百姓，倾巢出动，因此城内几空而“四野如市”。在官方，“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统一服饰，“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花公家的银两就是；而且，“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对亡灵一视同仁。普通百姓在扫墓之后，“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来之时，“各携枣糊、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刍，谓之‘门外土仪’”。家里有轿子的，“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在这三天之中，“但一百五日最盛”，达到高潮。这里的“一百五日”，是从上年冬至开始数起的，即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正是指清明那一日。整个节日期间，小贩们如影随形，“卖稠饧（糖）、麦糕、乳酪、乳饼之类”。散去时已天色不早，“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而“诸军禁卫，各成队伍，跨马作乐四出，……其旗旄鲜明，军容雄壮，人马精锐，又别为一景也”。

在这段记载中，有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比如黄胖、掉刀、山亭、土仪等等。黄胖，就是土偶，一种儿童玩具。《四朝闻见录》有“黄胖诗”条，说韩侂胄“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胖’”，这种土偶，“以线系其首，累至数十人”。韩侂胄“售之以悦诸婢”，高兴之余还令“族党仙胄赋之”；结果却因为韩仙胄句子中的“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令韩侂胄很扫兴。这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了。掉刀，是古代战刀的一种，伊永文先生笺注《东京梦华录》引《三才图会》说：“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鐏。”大约类似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在这里则指玩具刀。山亭，也是玩具，是泥制风景建筑人物等小玩具的总称。观宋话本等出现“山亭”字样时，后面往往缀以“儿”，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未解因何如此。土仪，即土产，又特指专作礼品的土产。明白了这些概念的含义，再回味上面那段话，就能很清晰地想象宋代清明节是怎样的欢乐景象了。

这该是清明节的全面内涵吧，后来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日子“越过越窄”、窄得只剩下了扫墓。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在今天有了法定假期，或为恢复节日传统的必要条件，但并不等于远去的丰富节日内涵会自然而然地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还需要下大力气打捞历史的碎片。重要的是，在使它们回归传统，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同时，不妨赋予相应的时代内涵。(作者系南方日报理论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