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我们这个曾因农业文明而兴盛的国家,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农村正在消失。(２０１１年11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目逐年减少,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

　中国农村未来会消失吗?当爱新觉罗·蔚然在《粮民》一书中抛出这个抽象命题时,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位社会学者有些杞人忧天。然而,只要你有空去真实的农村走一走,再看看相关统计数据,定会不难发现,不仅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早已开始消逝,地理意义上的农村也正面临可能消失的危机。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转换、社会机制转轨和利益格局调整向着纵深发展,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农村消失危机”必须有深刻而警醒的认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早已不再留恋父辈们固守的乡土,在城里买房置业的愿望远比回到农村强烈。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中一项调查显示,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从深层次看,其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发展思路其实一直都是城市主导型的,资本和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这种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客观上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马太效应:一边是各级城市赶欧超美似的“大发展”,另一边是一些农村极其缓慢的发展甚至悄然“老去”。只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改,城市对很多农民来说,就会一直是一块蕴含着无限机遇和财富的磁铁,吸引着农村的青壮年义无反顾地弃农进城,其结果必然是农村走向空心化甚至败落。

　按照常理,如果农村消失仅仅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自然产物,这种结构变革应该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温和的历史进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中国农村消失的速度已明显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合理区间。适逢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加速消失的农村和部分无法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农民,给社会管理埋下了重重隐患。

　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拆村并居等行动时,可能出现的政策误解与认知偏差,在客观上加速了农村的消失。据媒体报道,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一些地方“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量的村庄在撤并行动中迅速消失。以东部某省为例,从2003年开始大规模并存行动以来,农村数量已经从原来的4万多个缩减到目前的3.8万个。

　这种因认知偏差所致的农村结构变化,并不是什么福音,因为农村消失的速度与城镇所能承受的能力严重失调,这不仅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难题,也给农村发展制造了新问题。不少农民在“被上楼”之后进退失据,既失去赖以安生立命的耕地,又缺乏城镇居民所能依靠的福利机制,这些“新市民”的处境十分尴尬,而流入地城市管理者短期之内又难以拿出周全之策。城市外来务工者住居逼仄、就医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就是这一症结的体现。

　从长远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是大势所趋,但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将农村视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障碍,城镇化进程不能操之过急。鉴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形势,农村的城镇化速度必须控制在一个全社会都能承受的合理区间,新农村建设应该大力增加内涵以加强农村的吸引力,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也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为统筹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发展赢得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社会结构变得更富活力和弹性。（易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