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处罚力度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坏的社会风气。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玉华对此持不同态度，“如果贪污犯罪都能及时发现，那就好了。但假如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那都杀了也没用。”（3月13日《新京报》）

“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如此大胆的发言，获得了公众的一致好评；对贪污犯罪处以极刑，一直被大众看作是遏制贪腐最重要的武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单纯指望以严刑峻法来遏制贪腐，恐怕是“吓不倒”贪官的。

其实，贪腐行为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的深层次问题很多，并不只是某个官员太黑这样一个纯主观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公众都产生了行贿的惯性，教师节必须给红包，看医生必须塞点钱，甚至办税办车牌等窗口业务都要给两包好烟……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官员有意要贪，而是想躲都躲不开。我们虽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却又极度缺乏对贪腐的正义之气，个人利益的考量面前，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一边痛骂腐败一边行贿不迭。

再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是，腐败行为东窗事发的概率极小，官员之所以敢贪都是因为自信不会被发现。揆诸现实，“情妇反腐”、“小偷反腐”之类偶然反腐案例并不少见，官员感觉不到那种时刻存在的监督压力，不觉得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公众也无法对“神秘的官员”展开有效监督——往往某个官员在一地主政多年，地方民众却对其私人情况一无所知。如果“每100个人只能抓到1个”，即使把抓到的贪官都给杀了，其余的贪官也完全有理由自信不会是那倒霉的1%。

事实上，在香港，对贪官的惩治力度要比内地逊色很多，被判十年以上的贪腐官员极少；廉政公署的绝招在于“零容忍”——你贪污1元，那也是贪，我们也要查，如果贪污罪成立，就将失去高达几百万港元的养老金和公职。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笔者之见，“贪50万判死刑”亦不足以遏制贪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