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卫生部门发布的市民献血现况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市献血人群仅占总人口的1.17%,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本市街头献血人群中,外来农民工超过70%,白领和高学历者献血的仅占极小比例。

　　（2月16日《齐鲁晚报》）

　上海的情况自有个性，其原因在于，作为农民工输入型城市，基数上存在“水涨船高”的效应。但另一方面，农民工献血占70%又具有着某种共性。2006年，江苏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副科长周知祥对外宣称，70％的献血者都是低收入、低学历人群，也是一种佐证。

　2009年，咸阳市相关机构的“无偿献血人群构成调查”表明，咸阳市的2008年成功献血的各界人士是38327人，共分为14个类别，其中高校学生献血达到了14790人，以38.6%占据头名，排在最后两位的是干部和单位负责人，仅分别占41.1%和0.3%。从全国来看，学生和外来人员，以及工人农民等都是献血的主打力量，白领和高学历者献血同样占极小比例。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对医学和社会知识掌握更多，并引领着社会潮流的高收入和高学历者，大多漠视这种奉献方式；相反的是，对医学知识掌握较少的农民工，或者本身负担较重的学生，却成了无偿献血的主力军，这足以说明，真正的善意还植根于基层。

　从“无人售馍”“无人售菜”，到家人被撞伤后“四拒赔偿”等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感人至深的善意，都是来源于底层的民众。在他们的心中，或许没有最高的信仰，但却有一个最低的信念，那就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而以最好的善意行表达。自然，支撑他们走进献血车，挽起袖子信念，同样来自于这种习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要对别人有利的事，且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就会义无反顾。

　血荒本质是道德荒。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认为，社会在堕落，富人在堕落，但穷人堕落得更快，原因是，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事实上，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学者傅国涌在《哈维乐把良心和道德带进了政治》一文中写道：“……每个人能承担的分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据良心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分担责任，就是分享未来的希望。”客观上，我们的社会，不是谁更应当付出更多一些，更有善意一些，但前提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无私的付出，不计回报的善意。

　现实中，总有一些现象出现反差，比如一个官员在台面上大讲信仰，但台下却用行动颠覆着这种信仰；在农村一些足不出户的老太，可能却始终坚守着一些做人的底线，深知荣耻的道理。公民道德建设抓好基础固然重要，但强调顶层设计同样关键。如果善意仅仅植根于基层和低收入者，高学历者和政府官员置若罔闻，那么道德的堕落就在所难免。

　事实上，相比于“民间的自觉”和“底层的习惯”，社会精英和顶层群体的示范作用更为珍贵。因为，善意在底层一直存在，现在所需要的，不过是合理的引导与保护。那么，强调社会公平在善意层面的体现，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