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草地很难走,一天也走不了多远。早上出发时,往前看,可以看到前面在冒烟,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回头望,可以看到远处还在冒烟,那是我们昨天的宿营地。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艰难地往前走。每天宿营的地点,都是先头部队事先侦察好,安排好了的,选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插上红旗,作为标志。最后一支部队路过后,就把红旗拔掉,说明部队已经全部走过了。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葛曲河边,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两天后,突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不北上,而要南下,往回走。
懋功会师后,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而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加上地方武装等人员,有10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突然下命令,要四方面军南下。张国焘提出“打到成都过年”,“想吃大米,就要南下”等口号。他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说:“红军北上,不拖死,也得冻死、饿死。”
当时,有的部队已经进入草原纵深地带,到达麦洼;有的部队快走出草地,到甘肃边境。我只走到半路。这是第一次过草地。张国焘一声令下,几万大军,又折回来,往阿坝走,这算第二次过草地。打了一个来回,损失很大。
四方面军里四川人很多,由于水草地实在是太艰苦,太难走,一听说不走水草地,要往回走,要到“成都吃大米”,大多数人都非常高兴,后队变前队,争先恐后往回走。有的同志说,我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撒。我们收容队也成了先遣队,一些伤病员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快。
这年10月,部队又回到了理番地区,我们红31军也回到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