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战乐宜

　　1932年8月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举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由林彪和聂荣臻统一指挥，以红军第一、三、五军团首先攻歼乐安、宜黄敌军，进而夺取与威胁赣江、抚河流域各中心城市，江西军区配合作战。驻防乐安敌军系孙连仲第九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第七十九旅(2个团)和第八十旅第一团第一营。16日5时，红军向乐安发起进攻，因敌军守城部队据险顽抗未能奏效。16时，红军调整兵力，实施强攻。17日凌晨3时，红军以主力袭击东门外守军以吸引守军主力，以一部进攻西门以牵制守军，掩护红四军主攻南门。拂晓，红军向南门外的守军发起攻击，战至上午9时，将南门及江门外守军全部击溃。使高树勋第二十七师防守乐安的“一旅两团并一营全部，缴枪近2000，机枪、迫击炮各10余，无线电全架，俘虏3000多，旅团长直至火夫无一逃脱”。接着，红军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决心直取宜黄，继续攻歼孙连仲部。20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与守城国民党军激战一夜，“击溃守城之高树勋二十七师两旅共三团，缴获俘虏近千，得无线电两架，机关枪20多挺，军用品、辎重甚多”。红军在尾追溃逃之守军时，又“俘虏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由于红军一星期之内连克乐安、宜黄两城，歼灭高树勋第二十七师约3个旅，陈诚、朱绍良部惧怕分散被歼，纷纷收缩兵力。闽西红军于8月19日占领了宁化，红十二军于23日占领了南丰。从而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朱德曾专门撰文称赞江西军区部队在此役中“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方面，均有相当成绩”，对东陂、黄陂战役“起的作用很好”。

　　江西军区还打过许多漂亮仗、硬仗、恶仗。例如1933年12月上旬，陈毅亲自指挥独二、三团在新干县七琴圩歼灭国民党江西保安二师大部，活捉敌师长李向荣，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震动南昌。敌人迅即将第八十一师、第八十九师调到西线，加强防御，从而减轻了北线红军的压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评价：“独二、三团这种壮烈的动作，足以为各部队挺进游击的模范”。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因而授予了“挺进游击的模范”的奖旗。

　　机构解体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决定江西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与其他红军部队共计1.6万人留在中央苏区，接替主力红军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其余参加战略转移——长征。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罗卓英部队以第八、十四、九十四、九十八共4个师的兵力“清剿”江西军区。江西军区虽浴血奋战，但因敌众我寡，苏区绝大多数地区失陷。江西军区只能在西北线的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和永丰一带进行游击战，而中心区域只剩下了宁都县西北边缘的永丰、乐安南部以及兴国东北和吉水南部山区等小三角区。

　　1935年10月26日，宁都失陷。当晚，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曾山与刚上任不满两个月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在西甲召开军政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会议决定：进一步整顿党政武装组织，肃清部队中的不稳定分子，提高军队战斗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尽量储备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需。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计划。

　　接着，曾山、李赐凡开始实施西甲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率部分兵两路，经朱源、小布、麻田、肠斋等地，于11月初到达宁都洛口金竹坑村，并与先行到达的洛口县游击队会合。

　　国民党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获悉后，命令陶岳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进占洛口、东韶、阳水、黄陂、君埠等地，并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同时，又下令孔令恂的第九十七师进占金竹坑东部。

　　为了突破敌人重围，曾山、李赐凡根据侦察情况，决定率部从南部突围。可当部队转到沙溪后，又很快被敌军和各地保安团、还乡团包围。曾山、李赐凡只好率部匆忙转移到洛口小布树陂村。一到树陂村，曾山、李赐凡等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把老幼妇少全部留下就地疏散，然后分兵三路，直取东固，实现西甲会议确定的计划。

　　1935年1月，国民党第三路军罗卓英部分兵进占大金竹、南田、小布、读书坑等地。在小布、钓峰地区打游击的李赐凡和红军战士们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山头。大家只能靠吃野草野菜为生，用树叶防寒。时至中旬，敌军的包围越来越严密，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出现弹尽粮绝的局面。

　　就在这月下旬的一天，李赐凡发现妻子邱珊珊带着国民党第十四师霍揆彰部前来抓捕，感到十分愤怒和痛苦，遂拾起身旁的一根长枪，将枪口顶在喉头，用右脚趾踩动了扳机。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带着遗憾，为苏区这片红土地洒下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8岁。

　　李赐凡牺牲后，江西军区机构解体。（颜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