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广州番禺一对富商找代孕诞下8胞胎。广东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就此专程带队到报社向记者详细了解8胞胎的生育过程，并表示早在2003年卫生部就明令禁止“代孕”。他说，省卫生厅将追究为8胞胎父母提供“代孕”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责任，并按相关法规给予处罚。（12月20日《广州日报》）

八胞胎很可爱，但“代孕”等衍生的伦理及法律问题，一点也不可爱。加之“富商”等标签的暗示，整个事件越发富于公共性的意味。费尔巴哈曾说，“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时过境迁，这话似乎也未尽准确。在“八胞胎”事件中，人似乎未必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更像是工具的产物、是可以货币化产出的服务。

公众的担心显然未必全在伦理层面：一者，“代孕”的过程，实质就是人体工具化，使女性身体沦为制造与加工婴儿的“机器”，然而，尽管公民对其身体拥有所有权，但人格权应该是专属的，“代孕”行业的出现，在没有解决好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实有损毁女性人格与尊严的嫌疑；二者，毋庸讳言的是，“代孕”即便合法，眼下而言，也是“奢侈消费”，借助“代孕”形式繁殖后代，往往成为权贵阶层的“特权”，这会加剧公众对平等生育权的质疑，而如果富翁可以生八胞胎、穷人就只能不孕不育，那么，社会进化自然法则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后果堪忧。

“八胞胎事件”若是被坐实，就眼下的法条而言，当事人显然违反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以及《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等规定。广东省计生委在谈及“八胞胎事件”时态度也很明确，“这是违法行为，要按超生补交社会抚养费，属地管理部门要对代孕生殖机构进行取缔”。话很正确，但民众的疑惑在于：有钱人会不会在乎屈指可数的“社会抚养费”？而补交的这个“社会抚养费”能不能如实均摊其额外占有的社会资源？“先上车后补票”是不是最后的杀手锏？……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究竟是怎样的执法环境，造就了可以“代孕”八胞胎的“神奇土壤”？

事实上，去年，广东省卫生部门就曾对“代孕”行业进行过一次拉网检查，结果是“没有发现过一例违规开展代孕业务的”。但问题是，如果“代孕”行业根正苗红，怎么会出现八胞胎的“奇迹”？又如果“代孕”行业本就暗流汹涌，常态执法监管为何没能激浊扬清？八胞胎的出现，医疗机构的责任是板上钉钉的，但比之更重要的是，对相关医疗机构负有“领导责任”的监管部门该担何责？机构服务总是逐利的，而有钱人也是越来越多的，加之环境污染等引发不的不孕不育问题逐日严重，法纪不彰、管理不严，救人的“刀子”随时都会夺命。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观之国外，大部分欧洲国家早就立法禁止了代孕行为：比如法国在1991年根据“人体不能随意支配”的原则，颁布了禁止代孕母亲的条例，并在1994年通过生命伦理法律，全面禁止代孕，组织、策划代孕的协会或医生，将面临3年监禁和4.5万欧元的罚款；瑞士、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对代孕行为明令禁止；在澳大利亚，代孕母亲在法律上被视为孩子的合法母亲，任何将孩子的监护权转给他人的代孕合同都属无效。遗憾的是，八胞胎都呱呱坠地了，我们的相关规则却迟迟不见动静。当务之急，也许不只是罚款，而是将辅助生殖技术装进规则的“笼子”，将之与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有序衔接，不能让“N胞胎”成为拼钱的游戏。（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