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关院士增选的新闻很热门。

作为科学界最高荣誉，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这“两院”院士的专业水准，外人难以置喙，但院士的产生机制是否科学公正，毫无疑问地属于公共话题。

今年8月17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没有进入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同日，他发表了一篇“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博客文章，引发公众对院士话题的热议。批评者顺理成章地将饶毅教授在《自然》、《科学》等世界级刊物上发表对中国科研机制的批评建议与他的“落选”联系起来。

时隔3个多月，院士增选终局揭晓。有两个话题引人注目，都发生在中国工程院，这里今年有54名“新科”院士。一是颇具争议的“泄密门”。1个月前，已经有网友公布33位新院士的名单，其中32位“命中”。另一话题颇具正面价值，“政府高官或曾任高官”不见踪影，国企高管比例大幅降低，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增至三成，群体年龄持续降低。

“泄密门”显然违反了制度伤及尊严，有关方面感到耻辱，称要彻底追查。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教授一直表示：院士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有让过程公开，才能使结果公正。但问题在于：院士增选真需要保密吗？

这个问题不解决或不作出合理解答，院士制度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就无从建立。因为，院士增选工作，理应属于科学界的事务，属于非利益性的荣衔，不是国家机密，不是组织人事，不是个人隐私，一切皆可见光。但一旦与国家、与政治、与特殊利益挂钩，必然“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里用“侯门”，十分巧合，因为两院的“行政级别”，都是“正部级”，院士也都享受“副部级待遇”，实际的“名利所得”几可比拟古之“封侯”。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奔竞者自然不绝于途穷形尽相，有关方面自然如临大敌，但在社会意识觉醒传播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自然要遭遇尴尬颜面扫地。

与政企“高官”绝缘，这是一大进步。联系之前饶毅教授的“不再参选”及相关事件，可以得出院士制度充分尊重舆论与努力调整自身的结论。这是令人欣慰的。毕竟，不少官员“能力”之强举世无双，看看厅级以上官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者比例绝大，但很少不是在职读书并依借某些“路径依赖”完成学业的，很少不是按照“政工师”模式打造的“专业”而得到“学位”的，更不用说较起真来看看他们的论文写的什么题目。正因如此，直接催生了那么多的“学术打假”产业。“官场之士”染指“院士”也非新鲜事，只不过现在众目睽睽，羞耻之心尚未完全泯灭，有所收敛。

即使这样，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大学校长占到三成”这一信息就值得玩味。按照现行体制，大学校长正职“级别”在副部与正厅之间，亦属“官场之士”。以“官场之士”身份角逐院士，已经不仅仅是实力比拼那么简单了。

院士制度历史悠久，创始者为法国。1928年，中国建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担任院长。1948年实行院士制度，文理兼备，德高望重。1949年后中国科学院建立，实行学部委员制，照搬苏联模式，实行以来，制度流变弊端渐显，有识之士也穷极思变，如人大的顾海兵教授牵头成立课题组，从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应机构经验教训的角度，探寻中国院士制度的不足和改革趋势。

相关研究的方法方式我们拭目以待。但方向却不言自明，那就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行业协会回归民间，让院士回归荣誉！ （刘根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