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卖国”的段祺瑞另一面：大不了与日本偕亡

晚年的段祺瑞（图片来源：《看历史》）

    文章摘自《看历史》2010年11月 作者：庄秋水 原题为《“3·18”：段祺瑞的两副面孔》

    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

   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