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董必武秘密会面，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认为它“行尸走肉，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冷僻之地，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 “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对任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言：“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地下工作者。他表示一定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的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了。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董必武)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去。次日，郭汝瑰得以与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烛夜谈。

　　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在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郭汝瑰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与调停的国共谈判。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战争准备之后，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蒋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任命郭汝瑰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郭汝瑰深知目前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陈诚起初不明白，郭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的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8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就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凤凰卫视《卧底将军郭汝瑰》)

　　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4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一份特殊贡献。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